侵华日本战犯自供追记

2020-01-07 00:07     瞭望东方周刊

1956年的那场审判,最后仅45名战犯被审判,而后1000多名战犯被释放,分三批送回日本,同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到“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没有一个日本战犯被判处死刑,上千人被“宽大”。数十年后,中国政府以公开战犯供述的方式,提醒日本:有一项早就该做的工作,东京方面始终没有做,那就是——谢罪。

历史坚硬如铁,沉重如铁。

2014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中国中央档案馆开始每天公布一份日本战犯自供,连续45天。

1956年,中国政府在沈阳、太原组织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被关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也是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后,中国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又一次集中调查与审判。 此前,上千名日本战犯的罪行被一一详细调查和取证。

审判现场
审判现场

尽管最终只有45名罪行严重的战犯受到审判,但在长期调查过程中,中国政府掌握了大量事实证据,并为历史留下了真实记录。

新华社山西分社原副社长、时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宣传组副组长马明对《瞭望东方周刊》强调,这是新中国诞生后首次按照规范的法律程序审判外国罪犯。  

不打不枪毙,叫我们来干嘛?

审判前夜,是一场秘密押解。

1950年夏季,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俘虏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战犯,被一列运粮货车改装的囚车运回中国。 车上的战犯们确信,等待他们的是死路一条。

这样的猜测顺理成章——按照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行,如果中国人要以血还血,绝不为过。

列车上的人被送进位于抚顺的战犯监狱。就在数年前,他们还是这所监狱的主人。

不过,他们在抚顺并没有“享受”到自己治下犯人的待遇——相比恶臭、血腥、摧残的过往,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宽容与大度。与此同时,在太原的另一批日本战犯也准备被提起诉讼。中日战争期间,他们被中共军队俘获。

根据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和太原设立法庭,公审在押的日本战争罪犯。

沈阳是日军打响侵华第一枪的地方。公审仅仅针对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也就是说,上千名战犯不用走上审判台,但这并不妨碍对他们的调查。一批来自各地的干部被抽调进京,其中包括曾参加东京审判的梅汝璈,他的任务是,以顾问组组长的身份,为此次审判提供业务咨询和指导。

数百人的工作组开始了极其秘密的运转。

检察人员负责在全国各地查证日军战犯罪行,法庭人员则负责抓紧熟悉案情。当年被秘密调到北京的各地人员,主要学习国际法、波茨坦公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可是,用什么法律来审判战犯,许多人心里没底。新政权只有一部宪法。周恩来说,要起草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决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审判、处理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决定对若干战争罪犯按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免予起诉”、“从宽处刑”及“提前释放”的处理,并允许被告人聘请中国律师辩护或自辩。

沈阳市官方曾在军事法庭旧址门前悬挂一方牌匾,上写: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审判之前,需要根据日军作战记录,一一查清不同时期日军在各地的动态,并与地方政府互动寻找人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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