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与“身边人”的故事

2020-01-01 17:50     新浪历史

在古代官场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重视教育、严格管束“身边人”,甚至以一些制度来约束身边人的好典范。但是,古代历史上官员“身边人”的劣迹还是频出,必须有个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不容特权存在,才能制止歪风邪气,实现吏治的清明。

《杏园雅集图》记述了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画家等十人在杨荣的杏园聚会之情景。
《杏园雅集图》记述了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画家等十人在杨荣的杏园聚会之情景。

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的优劣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吏治。同时,与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身边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官员的廉洁公正,以及行政职能,甚至于存亡安危。

一、历史上很多官员“身边人”常有劣迹

所谓官员的“身边人”,它包括官员的直系亲属、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官员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如远房亲属、师爷、朋友,甚至家中的僮仆、屯丁等。历史上,很多负面事件都与官员“身边人”有关。

公元273年的一天,负责吴国首都治安秩序的司市中郎将陈声,抓获一个抢夺百姓财物的人,该人穿着讲究、态度傲慢,一问,才知道是皇妃的手下。光天化日在天子脚下公然抢劫,若不整肃一番,就太不像话了,于是,陈长官处决了抢劫犯。没想到“姬诉于吴主,吴主怒”(《资治通鉴》卷八十),吴主孙皓找了个由头,用热锯子把陈声的头给锯断了,尸首分离。

梁武帝萧衍的侄儿临贺王萧正德“昵近小人”,纵容手下在吴郡“杀戮无辜,劫盗财物”,在江乘“夺人妻妾,略人子女”,他品德很差,还一度叛投北魏。对皇亲贵族一贯很包容的梁武帝曾经责问他:“难道你狼心不改,尽想干坏事、败坏国家大计才开心吗?”于是,把萧正德罢官、削爵,发配远方。但是,萧正德还没有到达发配地,武帝又赦免了他,还让他当官。侄儿根本就不领情,反而变本加厉,最后豢养了一帮死士勾结侯景于公元548年反叛梁朝,自称皇帝。梁武帝如此姑息皇族,换来的却是亡国的恶果。后来,萧正德也被“朋友”侯景杀害。

明朝正统初年,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但是,对于这样的官二代,没人敢说话。一个在京为官的同乡叫王抑庵,回家休假时耳闻目睹了杨公子的行径,就把杨公子在家干的坏事都告诉了杨士奇。杨士奇很震惊,找了个机会回老家“考察”儿子。杨公子穿了廉价的鞋子和粗布衣裳,离开家门数百里外来迎接老父亲。杨士奇对自己儿子很满意,认为王抑庵是眼红自己的官运,别有用心,遂与他绝交了。后来,杨公子在老家干的坏事终被乡民们举报到了中央,杨公子被“处以重典”(《四友斋丛说》)。

顺治初年,“宣府巡抚李鉴以赤城道朱寿錅贪酷不法,将劾之。”(《清史列传》卷一)“问题官员”朱寿錅找到位高势大的亲王阿济格的亲信绰书泰,请亲王帮他写了条子打招呼,但是,李鉴迟迟不应。阿济格带兵经过宣府的时候,特地召见李鉴,要其释放朱寿錅,李鉴不同意。阿济格就派绰书泰同总兵刘芳名带兵去李鉴的衙门,“硬骨头”李鉴不仅没有释放朱寿錅,还把这事汇报了朝廷,朱寿錅、绰书泰均遭处决。阿济格在胜利班师后,不仅没有升官,反而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这件事即是宣布的罪状之一,众多原因导致阿济格最终被赐死、除爵。

官员“身边人”做出不轨之事,这在历史上不胜枚举,甚至太监的“身边人”也祸害百姓,这在封建时代不是偶然事件。

二、古代官员如何管束“身边人”

古代也有严格管束“身边人”的好例子。汉明帝时期,“馆陶公主(光武帝的女儿,汉明帝的姐姐)为子求郎”,汉明帝不同意,他对大臣们说:“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尚书阎章的妹妹是汉明帝的小老婆“贵人”,而且,阎章自身也很有能力,按照惯例应该晋升,但是“帝为后宫亲属,竟不用”(《资治通鉴》卷四十五)。严格管束自己的亲属,不随意授予官职,史书对汉明帝的评价相当之高:“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

公元303年,晋朝荆州刺史刘弘推荐立过战功的皮初担任襄阳太守,朝廷认为皮初资望太浅,建议任命担任过东平太守的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刘弘不同意,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夏侯陟是他的女婿。他对同僚以及部属说:“夫治一国者,宜以一国为心,必若亲姻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更上奏朝廷:“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朝廷只好听从。刘弘不重用自己的女婿,而是重用功臣,传为美谈。那时候的西晋已经大乱,但是荆州,因为刘弘“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公私给足,百姓爱悦。”(《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成了一方乐土,许多难民都移民过来。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朝廷一改奢靡之风,提倡节约简朴。一天,驸马韦处仁戴了条漂亮的夹罗头巾去见皇帝,皇帝老丈人对他说:“由于赞赏你家世代门第清高素雅,不尚虚华,所以才把公主嫁给你,这么豪华贵重的头巾,对你不适合啊!”(《续世说》)——驸马从此不敢再穿高档奢华的衣裳。

阅读下一篇

1975年毛泽东为何重新选择邓小平接班?

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停留270天。在此期间,特别是在长沙停留的114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