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充斥着这个"看日记"的说法。例如，当时在上海发行的、畅销海内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惠尔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在答复（张学良）有关对日政策的批判方面，蒋委员长把他的日记拿给张学良，从这本日记中，张学良第一次获知委员长内心最深处对日本的想法，以及他对统一全国，准备与日本摊牌的努力。张学良对蒋委员长日记中的一段祈祷文，印象尤其深刻。这段祈祷文是蒋委员长祷告能有十年时间，让他为国家准备一战。这段祈祷文是五年前写的。"
这段回忆很值得回味。蒋介石把日记拿给张学良看的，那么也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这个日记在张学良看到前，蒋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可以写到五年前。而这个"五年"时间点的设立，是很有考量的。因为谁都知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对日本采取的政策是妥协退让，到1936年正好是五年。这样看来，"日记抗战"的说法是相当到位的。
从西安事变后到1955年的18年间，除1937年12月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记》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基调来反映这个事件外，不论是国、共两党还是社会舆论，对这个历史事件虽不时有所提及，但都没有再就这个事件做出翔实的叙述。直到1955年，西安事变见证人之一的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对所谓的张、杨看日记后受感动，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蒋介石对此文很恼火，他一面派特务给郭增恺寄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一面启用已被他长期软禁的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