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德国总理默茨结束访华行程回国后，德国社会的"对华关注"并未随之降温，中国议题依然高频出现在各大主要媒体上。
诚然，中美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一格局恐怕难以改变。然而，正因为这组关系充满不稳定性，中德（乃至中欧）之间如何相处，也就显得愈发重要。
在过去几十年里，德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与变化。默茨政府虽然提出新的政策基调，有意回归"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已经消失。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定，德国自身也面临诸多内外挑战，因此其对华政策未来仍可能继续调整。
提到德国政治人物，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数默克尔，对施罗德、施密特、勃兰特、科尔、根舍等名字也可能有所耳闻。但谢尔、班格曼、金克尔、韦斯特韦勒、罗斯勒、林德纳这些名字，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些人，与根舍一样，均出自德国自由民主党（FDP）。
本文从这个"小党"切入，并非要讲党史，而是因为它既是"造王党"，又是"墙头草"，长期掌管外交部，对德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战后废墟中升起的"小党新星"
1933年纳粹上台后，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为契机，逐步取缔所有其他政党。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盟军为防止纳粹势力死灰复燃，对占领区内的政治活动实行严格管控，在初期阶段甚至禁止一切政治组织开展活动。
随着党禁逐步放开，一批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SPD）和德国共产党（KPD）这样的左翼力量，很快恢复活动，并顺理成章"重续前弦"，与本党在魏玛共和国乃至更早时期的历史传统重新衔接起来。
相比之下，保守派阵营则多选择另起炉灶。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党（Das katholische Zentrum）由于其鲜明的天主教背景，难以吸引新教信徒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很快便被新成立的跨宗派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所取代。
战后解禁后德国各党的竞选告示
自由主义则是现代政治运动中最古老的思想传统之一，起源可追溯到启蒙时代。战后，这一政治传统在西方三个占领区内经过整合，最终组建为"自由民主党"。该党秉承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将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视为政治核心，同时在经济上支持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秩序。
作为一位博学的人文主义者，自民党首任主席、后来出任联邦德国总统的豪斯（Theodor Heuss），对中国文化、哲学与历史抱有浓厚兴趣。他在书信和个人笔记中多次表达对中国悠久文明的钦佩。然而，由于冷战格局的制约，属于西方阵营的联邦德国在战后头二十多年里，始终未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联邦总统豪斯与夫人（1949年）
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虽然最终得到化解，但世界与一场核战争擦肩而过的历史经验，给东西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华盛顿和莫斯科由此更加意识到对话与军备控制的重要性。1963年，美苏两国建立了著名的"热线电话"，以降低误判和意外冲突的风险。
1969年爆发的"珍宝岛事件"，则使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从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升级为直接的军事对峙。这一变化迫使莫斯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与欧美国家的关系，以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同时，苏联经济增长日益乏力，也迫切需要来自西方的技术、资金和贸易来推动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希望苏联能对北越施加更大影响。尼克松上台后，一方面承认苏联的核大国地位，另一方面积极通过谈判推动美苏关系缓和。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提出了旨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从根本上突破了战后长期主导西德外交的"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Doktrin）--即拒绝与承认东德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类似中国的"汉贼不两立"概念。
理论上，这一"新政"所面向的政治意义上的"东方"，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鉴于西德处在美苏冷战对峙的最前沿，勃兰特采取了"先苏联、后中国"的现实策略，首先着力缓和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
当时针对苏联的"以接近求改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后来被改编为对华的"以贸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可见，西德对苏与对华外交在重点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以政治关系和安全问题为核心，尤其涉及两德关系与欧洲安全；后者则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之上。
自民党：德中建交和深化关系的重要推手
出生于手工业家庭、长期在工业界打拼的谢尔（Walter Scheel），在担任德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期间，支持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推行缓和政策，并促成战后首次"红黄联盟"（Rot-Gelb-Koalition）政府的成立。此后，在相当长时期内，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职通常由自民党主席出任。
谢尔1972年访华时登上长城 图源：Heinrich Sanden / picture-alliance / dpa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撬动了冷战格局中的重要地缘政治板块。同年10月，西德外长谢尔访问北京，并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双方长期合作的新阶段。
作为谢尔在党内和政府职务上的继任者，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在德中关系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了尤为关键的作用。他不仅积极推动对华关系的发展，也致力于将中国逐步纳入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体系。在其长期外交实践中，对华政策大致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推动战略合作与开放交流
根舍持续推动双边关系深化。1988年，在他的推动下，歌德学院（Goethe-Institut）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对中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态度表示感谢
柏林墙倒塌并最终实现德国统一后，根舍在1990年公开感谢中国领导层在这一进程中给予的"持续支持"（beständige Unterstützung）。
务实外交取向
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根舍始终坚持务实的外交路线，强调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他常常将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结合起来，例如在1977年的一次访问中，双方达成了价值约1.4亿马克的管道供货协议。
注重全球战略视野
根舍较早意识到中国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国将成为21世纪全球政治与经济的重要力量之一。
强化经济合作
在他的推动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扩大，经济合作逐渐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
今天，中国社会普遍肯定前总理默克尔在推动中德关系发展方面作出的贡献。然而，她执政初期对华政策并不友好。2006年她首次以总理身份访华时，虽然经贸合作仍是重点议题，但人权与知识产权问题也被她搬上桌面。2007年9月，她在联邦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这一举动一度使中德关系陷入低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被套在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头上的"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其实正是源自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默克尔。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新疆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中国政府随后采取措施恢复社会秩序。围绕相关问题，西方社会一度出现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声音；德国政府虽然没有参与抵制，但默克尔最终没有出席开幕式。
此时的根舍已退出一线政坛，仅担任自民党名誉主席。但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明确表示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并强调："欧洲和德国在克服自身分裂这一艰难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本应使我们相信，对话与合作始终是更好的道路。而在当今这个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在接替根舍出任自民党主席后，该党在联邦政府中的政治重心由外交部逐渐转向经济领域。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关注并访问中国的班格曼，在担任联邦经济部长以及后来出任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工业政策、信息技术和电信事务的委员期间，一直倡导开放贸易与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德中经济关系的深化。
在他的推动和参与下，《中德投资保护协定》得以落实，为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也为两国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1982年，根舍与兰布斯多夫率领自民党与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决裂后在党代会上 picture-alliance/dpa
他的继任者兰布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延续了自民党在对华问题上的务实取向，强调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机遇。他较早便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以及其推进工业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主张德国应以冷静和现实的态度看待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威胁"。
此后，自民党主席金克尔（Klaus Kinkel）重新执掌联邦外交部，并继续沿着该党的务实外交路线前行。他主张通过对话而非对抗处理国际关系，并支持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在谈及对华政策时，他曾留下过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表述："我总不能老是挥动人权小旗站在沙丘上吧。"（Ich kann nicht ständig mit dem Menschenrechtsfähnchen auf der Düne stehen）
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他对单一"道义姿态外交"的批评，也体现了自民党长期以来在对华问题上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取向--即在坚持价值观的同时，更注重通过接触、合作与对话来推动关系发展。
党内杂音的出现：内政变化的结果
如果说战后西德外交从"哈尔斯坦主义"转向"新东方政策"，主要是顺应国际关系缓和的大势，那么自民党对华政策从长期强调"务实合作"逐渐转向更多诉诸"价值观"，则与德国内政格局中出现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德国统一前，联邦政府基本上一直在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Union）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轮流执政。自民党虽然规模不大，但其政治地位却十分特殊--关键在于它在中间位置"左右逢源"。某种意义上说，哪一方能够入主总理府，往往取决于自民党最终选择与谁联合执政，因此它常被称为能"一两拨千斤"的"造王党"。
然而，随着绿党的崛起，这一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两大党在组阁时不再完全依赖自民党，因为绿党的壮大为联合政府提供了新的选择。对于自民党而言，这无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过去那个在政治舞台上备受追捧的"大小姐"，如今也不得不学会主动争取选民支持。这正是金克尔担任科尔政府最后一任外长时期，自民党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为了不被绿党这波后浪拍死在沙滩上，自民党开始在部分议题上向绿党的选民群体靠拢。彼时的金克尔虽然依旧站在"务实的沙丘"上，但手已开始颤颤巍巍、遮遮掩掩地摇晃起"人权小旗"了。在对华问题上，他开始触碰人权话题，还提出对台出售潜艇的计划。
1998年，"红绿联盟"政府上台执政，自民党转入反对党席位。施罗德与费舍尔领导的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总体延续了务实路线，而在野的自民党则在新任主席格哈特（Wolfgang Gerhardt）的带领下，开始积极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在议会政治的逻辑下，其立场往往呈现出"政府支持的，我们就加以质疑"的对抗姿态，这也是多数反对党在政治运作中的常见策略。
自民党三代领导人同框：根舍（右）、格哈特（中）、金克尔（左）
在德国公众中承认度并不算高、但在自民党内部颇具声望的格哈特，早在担任党主席期间便多次表示，他很早就意识到对华政策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一个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重要贸易伙伴，同时在制度层面也构成一种"系统性竞争者"。他指出，德国不能仅仅把中国视为出口市场，还必须正视双方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与竞争。2000年，他在联邦议会提出倡议，呼吁更加认真地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从这一角度看，后来在欧洲政治话语中广泛流行的"制度性竞争"或"价值观外交"并非突然出现。正如"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默克尔执政初期的政策取向一样，将中国界定为"制度性对手"的表述也并非始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或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事实上，这一思路在更早时期便已出现在德国政界的讨论之中，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公众中"名不见经传"的自民党前主席格哈特。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曾多次提到这样一句话：在两国建交后的最初十年里，德国国内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但在对华政策上却几乎没有争议。言外之意是，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德国朝野普遍支持积极发展与北京的关系，并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深化。
2002年夏，韦斯特韦勒带着本党的传统色（黄色上衣黄色车）奔波在竞选途中。
默克尔首次成功连任后，放弃了此前与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自民党再次回到联邦权力核心。党魁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出任默克尔第二届内阁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当时国内政治格局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双重现实的推动下，韦斯特韦勒尝试在经济利益与人权价值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德国外交部官方网站至今仍保留着他在15年前（2011年6月28日）接受德国电台（Deutschlandfunk）采访的全文，其中几个节段生动反映了他本人以及德国政府对华立场的核心认知：
关于经济合作与依赖问题：
记者问："与中国的过度合作是否会造成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韦斯特韦勒回答道："我认为，这种担忧本身是不恰当的。背后存在一种零和思维--即如果中国变得更强大，其他国家就必然会变得更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全球发展并非零和博弈。"
关于人权与长期发展：
谈及人权议题时，他表示："在讨论发展，尤其是内部发展时，我们不应仅关注当前一年，而应放眼长期演变。许多人往往忘记，中国共产党作出全面开放决策至今也不过三十多年。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自身建立起现代西方制度也并非一蹴而就……德国外交政策自然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我们清楚自身的经济机遇；但同时，它也必须以价值观为导向。"
2011年，由于自民党在若干州的选举中表现不佳，韦斯特韦勒迫于党内压力，放弃了党魁连任，其职务由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ösler）接任。罗斯勒拥有百分之百的德国姓氏，却有着一副东方面貌：他出生于越南，父母在越战中双亡，随后被一对德国夫妇收养。罗斯勒担任党魁仅两年便卸任，一位自民党地方大员曾表达了以下疑虑："我倒想知道，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足够开放，能够长期接受一位长相带有亚洲特征的副总理。"
2011年，意气风发的韦斯特韦勒（右）与罗斯勒（左），两人同为默克尔内阁成员。
在罗斯勒任期内，自民党对中国的政策延续了既定方针，真正引发舆论关注的，是他卸任后曾加入海航集团，领导其旗下的慈航基金两年。
2013年大选，自民党遭遇"滑铁卢"：不仅退出联邦政府，甚至未能进入联邦议会。对一个在德国历史上长期参与执政的政党而言，可谓"灭顶之灾"。四年后，年轻有为的"政坛帅哥"林德讷（Christian Lindner）带领自民党从政治荒野中杀回柏林，以10.7%的高票率重返联邦议会。
在组阁谈判中，默克尔曾尝试组建由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组成的"黑黄绿"联合政府，即俗称的"牙买加联盟"（Jamaika-Koalition）。然而，由于自民党与绿党在关键政策领域互不让步，党内威望正盛的林德讷感到默克尔在谈判中对得票率略低于自己的绿党存在偏向，于是果断退出谈判桌。事后他向媒体解释理由，铿锵有力地说道："与其执政不当，不如不去执政。"（Es ist besser, nicht zu regieren, als falsch zu regieren.）
一张自拍泯恩仇？2021年9月，（从左至右）自民党总干事魏辛、绿党党魁贝尔波克、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绿党主席哈贝克密商组阁事宜。
自民党为本党主席的清高之举付出了在野四年的代价，党内抱怨声四起，林德讷的个人威信也因此略有受损。2021年，自民党再度凯旋，以11.4%的得票率重新进入议会，比上届提高了0.7个百分点，但仍被绿党以约3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这一次，林德讷吸取了此前的教训（也是因为缺乏谈判筹码），积极主动参与组阁谈判，并最终与社民党和绿党组成了"交通灯联盟"（Ampelkoalition），出任联邦财政部长。
没曾想，组阁两个月后俄乌战争爆发，彻底打乱了这个雄心勃勃的"交通灯"联合政府的施政计划。对乌克兰援助带来的沉重财政与政治负担，使政府内部矛盾无法调和，与绿党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自负的林德讷在党内外的小动作频频触碰底线，总理朔尔茨对此极度不满，最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其踢出内阁。结果，红绿灯联合政府四年任期未满便宣告寿终正寝，联邦议会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这次自民党未能突破5%的"门槛"，再次无缘联邦议会。可谓：成亦林德讷，败亦林德讷。
林德讷的"中国情结"
将林德讷在内政上的功过暂且放下，我们聚焦其对华立场。
2023年，时任联邦财政部长的林德讷原计划访问中国，却被中方临时取消日程。多数观察员认为，此举与此前自民党籍教育科研部长史塔克-瓦津格（Bettina Stark-Watzinger）访台并签署双边协议有关。然而，这仅是短期"导火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林德讷自担任党主席后，为在与绿党的竞争中争夺"道德高地"，对华立场日益强硬，几乎完全偏离了自民党历来的务实路线。
这张容易被误认为是林德讷出席某中国论坛的照片，其实来源于2019年4月自民党在柏林举行的第70届党代会。此次党代会有三处与中国相关的亮点：
1.主席台上用自民党传统黄色书写了四个中文大字："经济政策"；
2.林德讷开场照稿宣读一句中文（发音欠佳，很难听懂），大意为"社会和经济在不断变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3.在演讲全文中，他共提及"中国""中国人""中国的""中文的" 24次。
一个德国小党的党代会将中国作为主题，这种在德国政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做法说明了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句话中得出结论：
"自由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变化，国际经济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昔日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竞争对手。……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正试图成为全球霸主，并企图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其他国家。"
在罗列了中国的一系列经济和科技成就后，他说："我讲述这些，并非要渲染对'黄种人'的恐惧，也并非主张封闭自守。但我要以此呼吁：我们终须摆脱安逸心态，放弃旁观者立场。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不重新开始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那么别人就会替我们制定。"
"过去，中国经济曾模仿德国产品。如今，德国经济政策却在模仿中国政策--这正是我们面对新竞争形势时所做出的错误结论。"
"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竞争关系中。这不仅是市场上的竞争，也是社会政治理念的竞争，是制度之间的竞争。……我们不想复制中国的模式，而是希望从自身出发，更新我们自由的、社会市场经济的体制。"
"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也是我们在欧盟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我们不能自我封闭。我们从中国在德国的投资中受益，因为这保障了就业岗位；我们也从向中国销售我们的产品中受益。因此，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封闭，而应当是回归自由而公平的世界贸易。"
从中可以看出西方传统优势对新兴国家表现出来的的轻蔑傲慢，如"昔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试图"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其他国家"，西方历史上的"黄祸论"（黄种人）等，但这些话同时也等于承认了"迄今一直是西方经济霸权把规则强加给世界"这一事实。林德讷在强调"中国对德国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表露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心态。
三个月后（2019年7月），林德讷率领当时在野的自民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并顺道前往香港。此次行程有两个目的：
1.为自民党旗下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在香港开设"全球创新枢纽"（Global Innovation Hub）项目办事处，推动自由民主理念；
2.支持香港日益高涨的"反送中运动"，与反对派会面。
此举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踩了中国的"底线"，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据代表团成员事后的讲述，林德讷一行在北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告别时连握手都被拒绝。
9月1日，林德讷在德国电信旗下在线平台（t-online）发表客座评论，核心观点包括：
"北京政权要求毫无异议的追随，而德国的反对却十分克制。我们长期的绥靖政策也正在危及我们自身的自由。"
" 如果在北京坚持自由、人权和民主需要付出代价，那么我们愿意承担。我们的自由价值及其普世意义不容出售，即便德国正处于成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之中。"
" 我们必须警惕，以贸促变在21世纪获得一种致命的新含义：与中国合作的代价，不能是全球范围内民主与自由的逐步流失。"
" 北京只有在我们自己认真对待自身价值观时，才会真正认真对待我们。"
同年9月中旬，林德讷在柏林接见香港激进派头目黄之锋，可被视为对中方先前批评的回应，同时也凸显他对国内政府"绥靖外交"的不满，体现其基于价值观的对华立场。
德国真正将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始于"交通灯"联合政府，其中绿党外长贝尔伯克以其"教师爷"风格成为代表性人物。但实际上，林德讷也是推动这一转向的关键力量之一。
结语
从自民党在德国政坛的跌宕起伏，尤其是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总结：
1.现实主义政策的历史根基
德国长期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得益于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冷战的结束。近年来出现的"意识形态化"转向，同样与中美关系紧张以及中国快速崛起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2.中国实力由弱转强的变化
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大力推动对华关系，除了地缘政治原因之外，也因为当时中国还相当孱弱，西方无须担心，关注的只是眼前这个硕大的市场；而现在视中国为对手，则是因为中国的强盛完全出乎西方的预料。
3.自民党的历史贡献
自民党在中德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尤其是在谢尔与根舍担任外长期间。总体而言，对华务实合作一直是该党的主旋律。
4."意识形态化"的内政背景
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中开始夹杂"意识形态"内容，主要源于该党与绿党的权力竞争--争夺"造王党"的战略地位--以及国际左翼思潮的回归。许多西方观察者认为，冷战结束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自民党认为，重新强调"民主自由"不仅符合价值观，也是与绿党争夺选民的有效手段。
5.林德讷的推动作用
林德讷因干涉中国内政而遭遇的"不愉快"经历，加速了自民党对华政策的强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政府整体对华态度，是过去几年德中关系降温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如今，林德讷本人已弃政从商，在败选一年后将"车迷"这个业余爱好转为正式职业，加盟德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之一的"欧拓兰股份公司"（Autoland AG），担任董事会副主席。而他为之奋斗的母党却仍卧于谷底仰望星空，在政治场外舔伤。
绝大多数观察员并不看好自民党能在短期内复苏。在上周末举行的巴符州州选中，自民党首次未入该州议会，败绩似乎还在继续。对于德中关系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潜在掣肘因素暂时退出舞台，为双方关系回归理性和健康发展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