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暴男社工揭秘:太狠了!惨不忍睹(4)

2019-09-01 01:00     新浪

2018年,一位警察带着一名11岁的女孩芳芳来到反家暴防护中心寻求支持。女孩1岁时,父母就离异,抚养权归父亲。父亲在城市打工,祖父母在老家照料孩子。9岁的时候,父亲把她接到城里上学,共同生活。父亲常常因为学习的问题殴打她,声称“我是为她好,将来她会感激我的”。2018年8月3日,因为背诵课文的事情,父亲用铁尺抽打孩子的手臂、腿部,导致她身上和脸上有多处红肿和划破。民警发现,身上还有很多新旧伤痕。芳芳说,是父亲用衣架或者铁棍殴打留下的痕迹。

芳芳逃出家门,到了派出所报案,希望“离家出走打工,不想在留在父亲身边”。由于是民警主动发起对家暴受害人的救助,妇联随后的工作比较顺畅。妇联安排了一名社工当个案管理员,全面负责申请各种政府资源,而我当专业的督导。我当时想触摸一下救助儿童受家暴的“行业天花板”——实现孩子的家外安置。在警方的支持下,成功地把孩子安置在她的姑妈家里,警方明确告知她的父亲,7天内不允许接触孩子,不得没收孩子的手机,不能突然搬家,应接受妇联和公安的监督。另外,警方还出具了家暴告诫书。

反家暴男社工揭秘:太狠了!惨不忍睹(4)

警方责令芳芳的父亲接受强制矫治课程,我给他上了两次小组课。在课堂上,一位社区工作人员回忆起自身的成长经历,说起母亲言语和肢体上给她留下的伤害。那个父亲似乎也明白了爱不能成为暴力的借口。他曾经捂着脸说,希望以后自己可以成为女儿温暖的港湾。

芳芳得到救助,得益于高素质的个案管理员,以及碰巧遇上一个有责任感的民警。不过,案件还没结,担任个案管理员的妇联社工就辞职了。行业流动率太高,发展前景不明朗,薪酬偏低,难以留住人才,是目前社工行业的隐痛。

我做反家暴两年多,算是菜鸟,却常常被当成专家去讲课。这只能说明,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太少了,是瘸子里挑将军。我的在职研究生导师曾对我说,你还年轻,干什么公益,别提听他们忽悠了。要养家糊口。我也很担心,生活在经济社会里终归有压力。做反家暴的事情,最初是为了意义感,做久了,就是责任感。但是,对于我妻子来说很不公平,我对家庭的责任不到位。这是让我痛苦的地方。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我们的资金全部靠自筹。在反家暴法出台以前,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和公众对反家暴工作的认知程度有限,仅有少量的政府部门和基金会资助项目,曾经有过咬紧牙关苦苦支撑的时候。随着反家暴法的出台,有了政策支持,政府对于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投入不断增加,社会大众对于家庭暴力的讨论也越来越多,我们得到了更多机会去发声、倡导、制定服务标准、培养更多同行者等等,我们也承接了更多项目。现在我们能够为一线的反家暴社工争取行业中更合理的薪酬待遇,但是社工整体仍然面临薪酬偏低、发展前景不明朗、工作压力大、认同度低等问题。在本地,大部分在一线工作的社工税前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种种困境,使社工的流失率居高不下,我们培养过的同事一段时间后可能就离开行业了,只好不断从头培养。

我对名利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名利是为了服务,而不是服务为了名利,名利也不是不能要。我的伙伴曾说,她坚守了6年,终于等来了我——一个愿意一起坚守的男性反家暴社工。我把这些当成是勉励。

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做好一个人,而不是人物。

(责任编辑:卢其龙 CL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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