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重的“特朗普挑战”,欧洲该怎么办

2025-02-18 18:14  北京日报客户端

面对严重的"特朗普挑战",欧洲该怎么办

在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政府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在会上宣称俄乌和谈参与方不包括欧洲,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则在慕安会的发言中对俄乌冲突及欧洲安全问题几乎避而不谈,反而称欧洲面临的真正威胁不在外部,而是其自身在价值观上的倒退。美欧在俄乌冲突未来走向上的分歧尽显。2月17日,在慕安会闭幕的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紧急召集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在巴黎商讨地区安全问题,协调欧洲的集体应对措施。

特朗普政府有关俄乌冲突的系列举措及言论正给欧洲带来震撼与不安,加上特朗普本人针对欧洲产品的关税、格陵兰岛及北约成员军费开支等问题发表的独特看法,欧洲将面临俄乌冲突结束后的艰难挑战,尽管也存在机遇,但将考验欧洲人的能力与智慧。

欧洲面临严重的"特朗普挑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前扬言要在短期内解决俄乌冲突。如今他上台一月左右,就分别与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进行了电话交谈。2月18日,美俄双方的代表将在沙特就解决俄乌冲突举行会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及其幕僚在近期陆续提出的解决俄乌冲突的立场和措施,它们大体如下:第一,俄乌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美国损失,须尽快停止。第二,停火后的乌克兰被占领土将可能不会回到乌克兰主权范畴,至少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如此。第三,冲突后乌克兰不被允许加入北约,但未来可加入欧盟。第四,美国不对俄乌冲突后的安全负责,但欧洲等可承担。第五,解决俄乌冲突的国际谈判主要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进行,欧洲会被排除在外。至少美国提出上述观点时没有与欧洲协调。第六,乌克兰50%的稀土矿藏交由美国企业开发,以抵消美国的援助及换取未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等等。

若特朗普政府的立场与措施真正落实的话,将为欧洲带来如下重大挑战:失去在俄乌冲突等关键事务上的主导权甚至参与权,丧失部分国际影响力,并面临新的安全挑战,其宏观发展模式也将被彻底颠覆。

第一,失去俄乌冲突解决的主导权和部分地缘政治权力。

特朗普政府在没有经过与布鲁塞尔及欧洲各国政府进行协商和协调的前提下,就俄乌冲突的解决直接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并提出立场,表明欧洲至少目前被排除在该冲突解决的大门之外。尽管欧洲能提出自身解决方案,并直接和普京或泽连斯基开展讨论,像之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直接会见普京以讨论冲突解决一样,但问题在于:

一是,欧洲至今没有提出一个内部已达成共识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明确方案。事实上它几乎很难提出一个有强大执行力的方案,就以欧尔班和菲佐访问莫斯科来说,欧盟及许多成员国当时还对此大加挞伐,布鲁塞尔坚决不愿和普京直接对话。因此欧洲形成统一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即需经与莫斯科协调的过程)俄乌冲突解决方案非常艰难。

二是,离开美国对乌克兰的财政和军事支援,欧洲独立应对或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能力受到极大挑战。自冲突发生以来,美国提供了多于欧洲对乌援助的军事和财政支持。若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在经济低迷和各国预算受控的背景下,欧洲很难在短期内(甚至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填补美国所遗留的支持空缺。因此欧洲也很难独立进行长期的援乌抗俄的斗争。

如果欧洲不满于美国以"越顶外交"形式致力于俄乌冲突解决,但既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也无真正实力继续推动援乌行动,那就只能被动接受美国等提出的解决方案并面对冲突解决后的局面,这会使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自我标榜的地缘政治地位。

第二,面对不可预料的安全挑战。

欧洲一直期待通过援乌抗俄以"击败"俄罗斯,但若特朗普政府的解决方案得以执行,则冲突后局面并非欧洲所乐见。在欧洲所谓"击败"俄罗斯的概念中,乌克兰领土主权应得以保全,甚至包括克里米亚也应被"收回",俄罗斯可能会被要求承担冲突后的民事赔偿,俄罗斯领导层将会在国际法层面获得惩罚,等等。然而这一切大概都不会发生。这意味着,欧洲可能将面对一个俄罗斯没有被"击败"而乌克兰输掉这场冲突的局面,其后果就是欧洲在物理上和精神上将面对俄罗斯持续而潜在的安全压力。

欧洲全力支持乌克兰应对这场冲突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就是抵抗俄罗斯"入侵"。对欧洲而言,俄罗斯在乌军事行动从历史和文化角度看也意味着对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对波兰、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国家等的潜在"入侵"。因此,当美国漠视对这一"入侵"的抵抗而选择粗暴结束冲突时,欧洲将面对受到"鼓励"的俄罗斯在未来对欧洲的潜在"入侵"。加上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弱化对欧洲的军事保护(包括对冲突后的乌克兰的安全保护),要求欧洲担负自身防御任务时,这一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感知就越发强烈。

然而,欧洲没有统一与独立的安全战略文化共识,其内部对如何在缺乏美军保护下进行对外防御缺乏清晰目标与规划--从快速反应部队建制到军工发展和军备部署,均缺乏统一的明晰方案。因此,一方面是俄罗斯潜在的安全威胁感知,另一方面是面对潜在威胁时手段的缺乏,这会给欧洲带来潜在的重大安全挑战。

第三,固有宏观发展模式的可能颠覆。

二战以后,欧洲开启了至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进程,在此进程中,欧洲内部通过建立共同市场消除了市场边界,通过申根协定实现了人员和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共同规则和规范约束实现了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的基本统一,在这些基础上,实现了欧洲的长期经济繁荣和内部军事冲突的消除。

持久的繁荣与和平使欧洲将自身概括为所谓"民事力量"或"规范力量",认为欧洲已成为特别区域,它专注于"民事"(即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非"军事",致力于高标准的"规范"(规则、标准和价值观)的对外传播,使欧洲成为超越全球其他地区、需被模仿与仰慕的对象--它不仅经济繁荣,民生富足,且社会稳定,成员国之间不再有安全冲突,彼此不再纠结于主权权益争夺,总之成为了超现代的"后民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