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中国:中方怠慢导致其取消到北大讲学?

2019-07-03 10:14     北京日报

今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在全球范围内,他和他的相对论早已家喻户晓。鲜为人知的是,爱因斯坦曾准备在北大讲学,但是由于种种误会,最终擦肩而过。

"这是一个充满遗憾的故事。"中科院研究员方在庆说,中方比日方更早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但爱因斯坦只在访日途中,在上海来回停留了总共三天时间。没有正式访问中国,这成了爱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遗憾"。

去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他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日记,有媒体称,爱因斯坦在这些日记中表现出对中国人的歧视,"令人震惊",是一种"刻板印象"。

不过,也正是这本旅行日记,让我们看到了爱因斯坦当时对中国的真实看法,拨开了笼罩于上海之行的团团迷雾。

蔡元培诚邀爱因斯坦

1953年春,有个学历史的研究生从加利福尼亚给爱因斯坦写信,请他对"中国有无发展出现代科学"的问题发表意见,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

所谓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是古希腊哲学家创造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后来发现的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方式。

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们未能迈出这两步而感到惊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成就竟然被人做出来了。

爱因斯坦等在梓园合影。前排右起:于右任、王一亭、应时、爱因斯坦、应蕙德、爱尔莎、稻垣夫人、章肃;后排右起:王传熊、曹谷冰、斐司德、稻垣、前田、张君谋、张季鸾、村田、斐司德夫人

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华文明缺少形式逻辑和实证研究两大传统。他恐怕没想到,一向缺乏科学头脑的中国人,却在1917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无争议地,接受了相对论,一点也不比西方晚。

相对论初现于中国,与蔡元培的一次演讲有关。

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宗教信仰问题发表演讲,里面讲到一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

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点,并以狭义相对论为论据进行反驳,同时还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

这篇小青年怼学术大佬的文章,使许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此时距狭义相对论诞生的"奇迹年",已经过去了12年。

中国知识界大多读不懂许崇清的文章,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向远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更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还不计前嫌,把许崇清请到北大教书。

很快便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声响彻云霄。五四运动半年后,爱丁顿一次轰动世界的天文观测证实,光在太阳附近的弯曲程度与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致。

这一次,全世界都懂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爱因斯坦成了英雄。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标题极为醒目:"科学革命、新时空论、牛顿引力论的颠覆"。

爱因斯坦应邀为《泰晤士报》撰文,在解释相对论时,他打了一个略有政治意味的比喻:"现在我在德国被称为德国科学家,但是在英国我代表瑞士犹太人。如果我被看成眼中钉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德国人把我当成瑞士犹太人,而英国人把我当成德国科学家。"

这些话有神奇的预见性,在几个月后就成了真。

德国反犹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攻击爱因斯坦,还在1920年8月24日举行了一次反相对论的集会,爱因斯坦本人也去看了。愤怒之下,他写了一篇不淡定的反驳文章,提出"如果我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不管有没有纳粹标志",那么理论就不会被攻击。

反相对论浪潮也影响了诺贝尔奖。这一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否定对爱因斯坦的提名时,引用了反相对论的论点。

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拜访爱因斯坦时,恰逢德国反爱因斯坦运动风起云涌,报纸报道他准备离开德国。袁希涛于是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博士有意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邀请,但爱因斯坦没有马上接受。

不久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邀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爱因斯坦热"。

罗素在北京大学做的哲学专题讲演中,有一个专题是《物之分析》,共六讲,其中五讲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

《时报》报道爱因斯坦访问上海的消息

这些演讲广为流传,报刊上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数量激增。魏嗣銮、张申府、任鸿隽、文元模等学者纷纷撰文评介,称赞相对论为"一个革命性的崭新的物理学理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则撰文,夸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打破了旧体制"。中国知识界"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

1921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把邀请欧美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3月16日,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他就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说:"今年已允美国学者之请,且为设立犹太大学事必须往美,恐不能到亚洲。"

蔡元培仍不肯放弃,他恳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婉言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

同时,他也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瑮这样的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瑮教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的英语太差。

语言问题看似一个小插曲,但一直在海外研究爱因斯坦的胡大年博士认为,这恰是阻碍爱因斯坦到华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因斯坦有严重的"外语恐惧症",他一直坚持:只有用德文,他才能很好地阐述相对论思想。但中方始终没有就此给他一个明确答复,也没有给爱因斯坦推荐合适的中文翻译,而这一直是他讲学看重的前提。

可以肯定的是,"稍迟访问中国"不是客套话。《爱因斯坦全集》译者方在庆分析,有三个因素让他考虑远东之行:首先是爱因斯坦想逃离在德国流行的反犹主义;其次是德国通货膨胀严重,他急需改善经济状况,渡过经济危机;再就是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渴望。

日本签约抢占先机

蔡元培离开德国之后,委托当时留学柏林的北大教员朱家骅继续商讨来华事宜。在朱家骅的软磨硬泡之下,爱因斯坦同意,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访问的下一站。不过,对于具体细节,双方并未深谈。

与此同时,罗素从中国旅行到日本,也向日本推介了爱因斯坦。日本的改造社在同年9月专门派记者到欧洲跟爱因斯坦接洽讲学,同时还请一些有名的日本科学家写信,说服爱因斯坦。

双方谈判一波三折。起初,爱因斯坦觉得改造社的条件太苛刻,除了讲学,对方要求爱因斯坦所有在日本的演讲,都在改造社的杂志上发表,爱因斯坦觉得发表量太大了。后来,他又看到罗素对改造社社长的评价,"就是拿名人做幌子赚钱,是个骗子",于是明确表示不去日本了。

爱因斯坦在接受采访时顺手写下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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