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持续一个月，在特朗普反复释放出谈判"烟雾弹"并遭到伊朗"打脸"之际，以色列政府的动向同样引人关注。
3月28日-29日，伊朗首都德黑兰接连遭遇大规模空袭，在美国压兵伊朗的当下，这轮空袭也被看做是进一步施压美军继续升级战事。以色列决策层的终极目标究竟为何？在将美国"拖入战争泥潭"这件事上，以色列有着怎样的盘算与决心？
青年国际政治观察者汪英伦提出了一个观点：内塔尼亚胡政府正试图通过一场精心设计的"双重博弈"，在清除伊朗这一系统性对手的同时，将美国拖入消耗战以削弱其在中东的约束力，从而填补权力真空，确立以色列的绝对霸权。
在这场对话中，汪英伦结合现实主义理论与对亲以游说团机制的剖析，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被"绑架"的内在逻辑。从伊拉克战争的历史镜鉴到中期选举的政治算计，他冷静地指出，除非美军伤亡触及国内公众舆论底线，否则华盛顿很难在短期内摆脱特拉维夫的战略牵引。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观察者网：外界大多关注美国以色列宣称要阻止伊朗"拥核"的目标，但您却认为以色列决策层有更深层的终极目标，甚至涉及利用战争同时实现其双重战略意图，能否具体阐述？
汪英伦：目前国际舆论关于伊朗战争的主流叙事，都聚焦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上，但我认为这个叙事框架是以色列精心设计的一种遮蔽物。如果目标真的仅仅是核遏制，以色列过去有很多更有效手段，比如通过震网病毒、定点暗杀或精准空袭等，而现在采取的手段与其宣称的目标之间存在严重失衡。
我认为，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决策层真正追求的是中东地区的绝对霸权。为此，他们需要同时清除两个地缘障碍：第一是伊朗，这是唯一在意识形态和军事能力上能对以色列构成系统性制衡的区域力量；第二，我认为，以色列想通过伊朗战争拉美国下水，从而削减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存在本身。
3月21日，以色列南部城市阿拉德，救援人员在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现场 。 以色列国防部
这听起来可能违背直觉，毕竟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保护者，但保护者往往也包含约束者的功能。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在海湾有军事部署，华盛顿也与沙特、阿联酋等以色列敌对的国家有独立利益，这些都构成了以色列实现中东区域绝对自由的"天花板"。
受过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训练的人都会明白，以色列追求的不是绝对安全，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权力最大化。任何能约束你行为的外部力量，无论其初衷多友好，在结构上都是你的竞争者。
所以，以色列通过信息操控（或者说难听一点，哄骗），把伊朗包装成一种只有美国地面部队亲自下场才能解决的生存性威胁，然后把美国拖入一场全面战争。然而，美国情报界对于这场战争一直有反对声音，他们知道现代战争中仅凭空袭，尤其是同一个远离美国本土的国家打一场不对称战争时，仅凭空袭是不足以成功的。
内塔尼亚胡告诉华盛顿，伊朗政权因1月份的示威已不堪一击，只需空袭就能引发政权内爆。特朗普听信了这一点，战争随之爆发。但伊朗的人口规模、地理条件和制度韧性决定了这绝不会是闪电战。一旦美军被卷入，出于沉没成本，弓一旦拉满就很难收回，美军会不断地深度卷入。当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与占据地利人和的对手陷入地面战，这将演变成持续数年的高强度消耗战。
这会同时达成两个战略效果：一是借美国之手摧毁伊朗的国家机器，因为以色列凭自己做不到；二是美国在消耗战中耗尽干预中东事务的财政资源、军事产能以及最重要的--国内政治意志。
回想起来，美军在越战死亡5.8万人，伊拉克战争约4500人，而伊朗不是伊拉克，这场战争的烈度和代价肯定超越前两者。按照以色列的设想，当美国被迫从中东收缩，而伊朗政权也被摧毁时，中东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根据现实主义逻辑，真空必被填补。该地区唯一具备军事投射能力、长期战略布局能力和制度凝聚力的国家，只有以色列。
届时，海湾君主国面对战争冲击波，需要新的庇护者，而美国随着战略投资变少，已无力提供保护，以色列便可顺理成章接管角色，成为中东地区新的绝对霸权。
最后我还有一个深层维度：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决策带有弥赛亚主义意识形态底色。在他眼中，美国是犹太人为了民族复兴而必须克服、征服的"罗马"。摆脱美国控制，相当于是在完成一种犹太民族背负使命的神学叙事。这种现实主义的利益算计加上末世论的使命感，在内塔尼亚胡身上形成共振。所以，他选择打这场仗背后，其战略冒险的烈度和决心可能超越旁观者的理性预测。
观察者网：综合各方消息，美国确实正在开展一系列围绕地面行动的调动部署，地面战已经呼之欲出。但我想反问一下：美国是否真的已被以色列完全"绑架"？考虑到中期选举、国内民意及可能出现的巨大伤亡，美国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不顾以色列要挟而停止行动？
汪英伦：这个问题非常好。要回答它，先得了解美国作为头号大国为何会被以色列这个小国要挟，这个机制是如何开始的。我引用米尔斯海默教授《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的观点，所有支持以色列利益的游说集团统称"亲以游说团"，最具代表性的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
亲以游说团的厉害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二是财力优势，这对竞选资金影响显著。美国选举是靠钱砸出来的，亲以游说团可以直接告诉候选人："如果你不采取亲以立场，我就把所有钱投给你的对手。"这种机制导致很多竞选者即使私下不满，公开场合也不得不坚定支持以色列，因为政治代价不对等：反对以色列会遭遇组织严密、财力雄厚的集团围攻，而反作用力却无法维持平衡。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这场战争"既不是伊朗的战争，也不是美国的战争"，是以色列把美国推向冲突。 塔斯尼姆通讯社
因此，涉及以色列议题时，我认为华盛顿正常的多方政策辩论机制被严重扭曲。这里最好的例子不是现在的战争，而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亲以游说团，那场战争很可能都打不起来。
我在美国学政治学的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小布什差不多就是个傀儡，是"发言人"，实际上进攻伊拉克的决定是他的副总统和五角大楼一起定的，当时五角大楼的二把手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副总统切尼的幕僚长刘易斯·利比，都与亲以游说团交往密密。美国的官方说辞是为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已经成为知名段子了，包括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展示试管的画面。
其实真正目标是移除萨达姆，因为他对以色列是巨大战略威胁--伊拉克在海湾战争时期曾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资助巴勒斯坦组织，并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公开资助自杀式袭击者的家属。沃尔福威茨当时强调，要在巴格达建立亲美民主政府，以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联动叙利亚和伊朗变得亲西方。如果美军占领伊拉克，就能与以色列对大马士革形成左右包夹之势。
而如果以伊拉克战争作为前车之鉴，那么这轮美以伊冲突的前景比较悲观。美军在伊拉克待了8年半，耗资两万亿美元，伤亡加起来3.6万多人。即使在面临金融危机，可以说比较"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小布什也从未选择撤军，直到奥巴马时期才撤离伊拉克，这足以说明亲以游说团的影响力。
有人肯定会说特朗普不是小布什，而且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民众厌战，亲以游说团的势力应被削弱。但从伊拉克的案例看，即使战略逻辑非常薄弱、国内厌战情绪高涨，亲以游说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依然强硬。因为美国大选归根结底决定性因素是金钱，不是人。事实是，亲以游说团在统筹资金、规划竞选投资的效率和机动性上远超反以力量。
政治学里把这种现象叫做"集体行动困境"：一个总体量很小的团体若特别支持某项政策，其在美国国会的说服力会远超反对方，因为反对者有五花八门的理由、难以形成合力，而支持者的目标明确，可以反客为主。
从美国政治角度，我不认为短期内华盛顿对以色列的支持会改变。此外，福音派基督教徒，尤其是其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特朗普MAGA基本盘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他们而言，支持以色列是特朗普的政治资产而非负担。
最后，关于美国长期卷入的定义，如果按照现在的形式，仅由以色列承担大部分的伊朗打击，美国只提供空袭，只要没有大批美军士兵尸体运回国内，反战情绪就很难被真正激活。越战和伊战留下的教训是：美国公众对战争的容忍度与美军的伤亡数字高度正相关，而外国平民伤亡对他们来说基本不被考虑。这听起来很残酷，但确实就是事实。除非出现导致大量美军直接伤亡的重大升级事件，否则，我认为特朗普因选举压力而实质性约束以色列的可能性较低。
如果说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有什么上限的话，我觉得就是战略约束上限。美国认为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在总实力一定的情况下，美国每投资中东一分都意味着对印太投资减少一分。从现实主义角度看，美国长期卷入中东局势得不偿失。如果以色列要求美军大规模地发动地面入侵，以美军现有体量不足以支持打地面战，那就有可能需要重新征兵。到那个时候，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才会大规模爆发，而且烈度更甚，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停留在社交媒体上的"口嗨"。因为恢复征兵是美国人发自内心憎恶的事。大部分美国人不在乎伊朗领袖是谁，只关心是否有美国人伤亡。
但问题在于，以上一切说的都是基于正常逻辑。而亲以游说团的厉害之处就是让美国政客出于私利忽略正常逻辑，即使只是暂时的忽略。
所以，问题不在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否有上限，而在于美国政治体制能否在大量美国士兵丧生之前及时意识到并执行这个上限。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我认为答案通常来说是不能，或者至少不够快，不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产生太大影响。
媒体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已下令，在未来48小时内全力摧毁尽可能多的伊朗军工体系相关设施。图为德黑兰一处遭到空袭严重受损的居民楼。 IC Photo
亲以游说集团存在的作用就是：确保当战略代价变得如此清晰、无法否认之前，特朗普已经做出了承诺。一旦战争开打，逻辑就从"是否消耗战争资源"变成了"沉没成本"逻辑：既然特朗普已宣布这是"闪电战"，是"大胜"，哪怕已经不是事实了，但也得打赢。沉没成本的逻辑将开始主导一切。
观察者网：除了美以关系和游说集团因素，美国的中期选举一般更加关注经济议题，如油价和通胀。如果地面行动未能取得速胜，反而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长期化、油价飙升，民众因钱包变瘪而反对特朗普政府，这种危机感是否会迫使共和党调整对伊策略？
汪英伦：这在逻辑上肯定说得通。中期选举重心在众议院，确实具有本地化特征，代表地方利益，选民更关心即时经济问题。对美国这个没有车活不下去的国家来说，油价最敏感，高油价确实会造成压力。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上的底线（bottom line）没有改变太多。现任共和党众议员和挑战其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大概率不会明显表现出反以行为。逻辑依旧：美国议员首要关心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自己能否当选。要赢就需要钱，光靠口嗨喊"降油价"是不够的。尤其是众议员只是435分之一，对整体政策的影响很小。从自保角度来说，他们最安全的做法仍是不明确反对以色列出兵，不明确反对美国介入冲突。
当然，现在有一些缓和因素，主要是美国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博主，他们有一定自主发声空间。但我认为，这些媒体对标的受众更多是美国的年轻民主党选民。因为亲以游说团几十年来对美国从上到下的政治生态系统形成了坚固的战略性掌控，紧紧捏着主流发声渠道。虽然肯定出现了扭转趋势的势头，但鉴于亲以游说团强大的政治基础，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我觉得至少需要10年、20年时间，才能打破亲以色列游说团队美国政治的掌控。
最后，统计学上来说，美国众议院在重新选举时，最明显、最大的优势是在任者优势（incumbency advantage），即一个在任议员赢得连任很简单，但是一个没当过议员的挑战者，赢得一个席位比较困难。这一点在美国各级选举都有体现，在众议院最明显。所以种种因素加起来，我肯定会选择站在历史规律的一边，不认为油价会极大影响亲以游说团在美国政治中的权威，当然也不会影响特朗普对这场战争的投入力度。
观察者网：关于以色列决策层中"弥赛亚式"的宗教观念。现实中，伊朗并未因老哈梅内伊遇刺而发生政权更迭，反而出现了聚旗效应，新领导层更为强硬，局势似乎正在朝一场宗教战争演变。假设内塔尼亚胡及其核心支持者确实持有这种主导大中东的弥赛亚观念，随着局势进展碰壁，他们是否可能调整策略？这种宗教观在以色列国内及高层决策中究竟还有多大效力？
汪英伦：我理解这个问题的逻辑，核心观点我是认可的。在常规战争中，如果出现己方伤亡过大，或者敌人变得高度团结和充满斗志，决策者确实会产生及时止损的心理。但我觉得一旦加入宗教因素，牺牲和流血就不再是主要考虑的代价。普通牺牲是人命，是需要算进战争统筹的人道主义成本；但一旦被加上弥赛亚色彩，牺牲就变成了所谓"殉道"，而殉道会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因此，我认为弥赛亚情绪短期内不会在以色列有太大消减。
我查了一些数据。近期民调显示，64%的以色列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存在与《旧约》中的弥赛亚降临有直接关联；45%的人相信弥赛亚会在他们有生之年降临；80%的以色列选民有宗教信仰。
而这里面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年轻选民的宗教信仰都在增强。最近的民调表明，最年轻的50万以色列选民是以有史以来宗教狂热和右翼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的一代人。我们将这一汇集弥赛亚信仰和犹太民族主义的派别称为"圣殿山派"（Temple Mount Loyalist），因为圣殿山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圣地）。
在八九十年代，圣殿山派还只是一个边缘群体，以色列政府甚至需要主动监视或打压他们，以防引发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但现在，圣殿山派已成为以色列主流。不仅在民意基础中如此，在安全政策制定者中更是如此。
利库德集团的核心议员，包括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明确表示，以色列的一大目标是扩展犹太人在圣殿山的宗教权利。2025年，内塔尼亚胡任命大卫·齐尼（David Zini）为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这个人的意识形态狂热到了什么程度，连内塔尼亚胡之前都觉得他太过弥赛亚主义而不能给他晋升机会，但现在齐尼却执掌了以色列的安全情报机构。这说明，该意识形态已渗入以色列安全情报体系内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月19日发表视频讲话，否认以色列将美国卷入冲突。 视频截图
就算假设许多以色列人反对现在的弥赛亚主义政策，也不意味着政策必然改变。就像多数美国人也曾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小布什没有撤军；现在许多美国人反对伊朗战争，特朗普也没有因为首轮斩首行动未达成政权更迭的目标就停手。这里面关键不在于民众怎么想，而在于谁掌握决策机制。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的以色列，决策权掌握在圣殿山派手中。
观察者网：如果局势确实走向地面化、长期化，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油价飙升，对中国而言，除了能源成本暴涨、供应链（如化肥出口）受阻等负面因素外，是否存在某些机遇？比如人民币海外结算加速，或提升中国作为安全调停者的地位？
汪英伦：谢谢，我接受这个挑战。您提到的核心逻辑是"危"与"机"的对比，通过加减法判断中国究竟是得还是失。我想挑战一下这个分析框架。作为学现实主义出身，我认为您提到的经济因素属于"低政治"，而"高政治"其实只有一个因素，就是权力。
我最关心的不是经济成本如何，而是这场冲突究竟改变还是强化了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如果是改变，往哪个方向？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我不否认伊朗战争会对中国造成很大冲击，我们约三分之一的原油进口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现实主义视角下，核心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利益受损--而是要保证对手的受损比我们更多。只要相对意义上占优，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冲击就不那么致命。
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中国对手的处境恶化是否比我们更快？比如，日韩经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程度远超中国；欧洲因乌克兰战争在能源问题上已捉襟见肘，如今要承受新一轮价格冲击；美国更不用说。所以，从"相对脆弱性"标准来看，中国比任何其他主要能源进口国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虽然体感上会有原油和供应链冲击，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只要别人受的伤比我们多，这就无需过度担心。
更需要关心的是战略上的拉伸度。正如我之前所说，美国每向波斯湾部署一分资源，就意味着在印太地区少投入一分资源。苏联解体后的头20年，美国毫无疑问是单极霸权，但这在历史上是例外而非常态。常态是多元化或至少两极化。现在中国已经崛起，即使没有算上波斯湾的事，美国也无法维持全球霸权，因为在西太平洋，中国是同量级的竞争对手。如果美军跨洋作战，会讨不到便宜。
现在美国试图同时维持中东霸权并在东亚与中国博弈，这在战略资源部署上是说不通的。由于亲以游说团的关系，美国战略中心被拉回中东，这对中国来说是绝佳的机会，可以缩短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是，北京不需要费一兵一卒，只需让华盛顿作茧自缚就可以了。
关于人民币结算，这确实是真实的发展趋势。但我依然坚持权力大于其他因素。货币的国际主导地位依附于权力，而非权力依附于货币。美元之所以是全球储备货币，是因为美国的军事投送能力、盟友网络、资本流动性以及提供的安全保障。如果美国因深陷中东战争耗尽自身，而中国相对实力增长，导致美国霸权削弱，那么"去美元化"就是一个自然而然出现的副产品。反之，如果美国霸权得以维系，再多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合同也无法取代美元地位。
观察者网：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个打破当前局势走向的突发事件？这可能包括哪些方面的因素？
汪英伦：关于中期选举，刚才已经说过，我个人认为改变不会特别大。关于以色列的伤亡承受力，虽然肯定不是无限的，但要比很多人想象的高，因为加入了宗教因素，而且圣殿山派在以色列决策层有稳固的控制力。在以色列现任政府下，伤亡承受力的阈值比常规状态高很多，短期内看到阈值被达到甚至超越的可能性不大。
从现实主义视角，我不太喜欢"黑天鹅"这个词，因为它代表不可预测性。我更倾向于结构上可预见的框架。具体时间点无法预见，但最危险的情景从结构逻辑上是可以预见的。从伊拉克战争开打到现在的美伊开打，都是可预见的。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反驳对地面战争伤亡的担忧，宣称"我们曾经打下硫磺岛，也能拿下哈尔克岛"。美军在整个硫磺岛战役中阵亡6800余人，负伤超过1.9万人 视频截图
如果非要我押注一个"黑天鹅"事件，我会押注一次能够造成大量美军伤亡的单一事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战争迷雾"。战争一旦开始，就有了自身的逻辑，政治领导人会失去对冲突升级的完全控制权。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虽然我们可以这么说特朗普），而是因为两支武装力量在实时对抗中产生的动态是任何人都无法提前规划的。
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结构，完全具备产生大规模消耗战的全部条件：美军在波斯湾调兵遣将、伊朗在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代理人攻击、也门的局势等。多个作战空间同时活跃，战争每拉长一天，因摩擦误判和战争迷雾造成美军伤亡的概率都在累积，不管交战方是否有此意图。
美军的伤亡对战争前景有什么样的切实影响？回到美国政治本身。亲以游说团维持的政治共识有一个前提：美国对以色列的所有支持成本（无论是武器、空袭、外交）都是抽象的、分散的、不那么即时可见的。普通美国人不会关心F-35战机被击落，他们关心的是有没有美国士兵的棺材被运回本土，有没有阵亡者家属在电视上哭泣。
只要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反对支持以色列的政治成本始终高于支持的成本。亲以游说团的权力运作依赖于这种成本的不可见性。
而如果出现大规模美军伤亡，这个成本会瞬间变得非常可见。美国总统将被迫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要么大规模升级（发动全面战争，需要征兵），要么是肉眼可见的克制。届时，我觉得美国公众和军方建制派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克制。
大规模美军伤亡会将卷入中东的战略成本从抽象的"花纳税人的钱"，变成切身的、影响个人和社区的实际事件。这种冲击力是油价飙升、战机航母部署永远无法达到的。它会强迫美国人去思考一个亲以游说团想强行压制他们不去问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士兵的生命要为以色列的战略目标而牺牲？所以，我认为大规模美军伤亡是一个我们可以留意的"黑天鹅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