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追溯到古代，我们发现在汉朝时期，刘邦、汉景帝刘启等历史人物也曾纳妾再婚，显示了封建社会对于再婚的宽容态度。即便在唐朝，尽管理学大师朱熹表示对于女性婚姻的不满，认为女性失节比饿死更为可怕，但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等皇室成员都曾有过再婚的经历，使得唐代女性在婚姻问题上更为自由开放。
宋朝继承了这一传统，从皇族到官员士大夫，再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连著名的范仲淹、王安石等名臣，他们或亲历亲为，或主持亲属再婚，都为后来的女性离婚再嫁树立了榜样。即便是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也两度改嫁，展现了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的灵活性。
在社会制度方面，大宋朝对女性权益的尊重可见一斑。女性在家族中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不仅能分享家族的田租收入，还有对于家产的继承权。而女性在婚后，无论是服装费用还是首饰，都能得到一定的支持。这种对女性的物质支持，为她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再嫁的机会。
婚姻观念的变迁也体现在婚嫁费用上。相较于嫁女儿，娶媳妇的费用更为经济实惠。范仲淹和吕祖谦等名臣的族规中规定嫁女儿的费用要多于娶媳妇，从而使得家族更愿意娶媳妇。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北宋社会对于女性再婚的宽容态度。
对于婚姻不幸的情况，宋朝的法律为女性提供了离婚再嫁的途径。如果丈夫去世，妻子在守孝期后即可改嫁。而如果丈夫长期不归，也可判定婚姻失效，女方有权自行选择未来。此外，离婚后女方还能继承部分家产，保障了她们的生活权益。
在具体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官员因为支持亲人再婚而受到责难的情况。范仲淹为母亲改嫁朱氏，王安石主持为儿媳再婚，这些例子反映出士大夫阶层对于女性再婚的支持。甚至有官员因为限制弟媳妇再婚而被告，显示出社会对于女性婚姻自由的尊重。
为了更好地理解大宋社会对女性的宽容态度，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些有趣的法律规定。比如，在宋仁宗朝，御史唐询曾状告当朝副宰相吴育，因为吴育限制了自己的弟媳妇改嫁的自由。这一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反映出社会对于女性婚姻自由的高度重视。甚至宋仁宗还为此制定了一种新的概念--"心丧"，使得官员在妻子再嫁时能够守孝"服丧"。
总体而言，大宋朝社会对于女性婚姻自由的宽容态度在婚姻观念、社会制度以及法律规定等多个层面都有所体现。这种宽容并非一时之风，而是贯穿整个社会发展的长河。对女性的尊重与支持，使得她们在婚姻问题上能够更加自主地做出选择，包括离婚再嫁。这一历史现象，不仅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也启示着我们对待婚姻问题时应更为开放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