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港口交易的最后时刻，贝莱德也发声了，在意识到中国不挽留，美国不收留之后，李嘉诚开始为自己谋划退路，疑似在向外转移资产。
对于李嘉诚出售港口一事，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了调查，李嘉诚也很识相的暂缓了原定于4月2日的签字。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被那句-在商言商-给迷惑。
甚至还拿出李嘉诚此前抛售千亿英国资产的行为，来与这次相对比，根本无法认识到这笔交易对国家利益安全造成的威胁程度。
我们先看一下事件背景，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对中国海运出手，加收进港-服务费-。
要知道全球贸易的2-3、中国进出口贸易的90%都是通过海运，这一招比加关税来的更疼。
恰恰在这个时候，李嘉诚要将自己掌控的全球23个国家中的43个港口打包卖给美国贝莱德财团，李嘉诚说是-在商言商-，实际上呢？1997年，李嘉诚的集团拿到了巴拿马运河那两个港口的运营权。
根据1977年的《托里霍斯-卡特》条约，美国是要在1999年之前分阶段将运河主权还给巴拿马，所以当时运河主权还在美国手里。
而1997年香港回归、李嘉诚拿到港口运营权的时候，巴拿马甚至都还没有和中国建交，为什么他能拿到位于和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主权还掌握在美国手里的运河港口运营权呢？虽然是长和集团通过正常招标获得港口的运营权，但是要知道，商人在国际上的贸易行为，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国家的软实力作为背书的。
当时苏联解体，中国腾飞之势已经初见端倪，从英国手里收复香港就是很好的例子，并且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收复了澳门，加入了世贸。
如果不是中美关系的缓和，有国家实力作为背书，如果是在清朝，李嘉诚有一百个胆，敢去美国后花园，在有美军驻扎的地方经营港口吗？如果还不理解，我们来看看马六甲海峡，亚洲有四小龙经济实力不错吧，但是港口运营权在谁手里呢？港口这种在全球化时代比较重要的战略资源，不管是运营还是交易，表面上是商业行为，背后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治因素吗？这个问题巴拿马政府最有发言权。
所以说，这个交易是商业行为没错，但商业因素占比并非是百分百，所以，你可以说-在商言商-，那你就言商业因素，非商业因素的部分，是不是该我来言呢？所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对此交易展开调查，于是就出现了暂缓签字的情况。
我们也能理解李嘉诚想要保留最大资源成本的考量，毕竟美国一手对中国船只进行打压，一手对巴拿马政府施压，手里的港口资产风险增大。
但是李嘉诚只考虑到了商业部门，而非商业部分的港口位于地缘政治博弈的敏感地点，就是让他这次栽跟头的关键因素。
我们来看看这笔交易对牵扯到的各方利益造成的影响，作为港口的实控人，李嘉诚的商业因素上面已经说过了。
交易另一方，贝莱德财团的实力很大，不得不说李嘉诚找到他作为交易对象，是可以让自己商业利益最大化的。
但是，有一点要明白，贝莱德这么大的资本，可以让李嘉诚抽身，但未必会在政治层面为李嘉诚站台！贝莱德自身港口业务板块就不小，拿到这43个港口之后，直接跻身全球前三大港口运营商，几乎可以与马士基、中远海运掰手腕。
所以，贝莱德集团主席在3月31日周年股东函当中大吹此次交易的意义称：这次交易是-地标式协议-，并且表示这一次交易对未来的财团有重要意义。
这样的表态看似在宣扬交易的好处，实则是在稳住股东心态，因为新加坡主权基金在日前对贝莱德进行了撤资，导致其资金链出现8000亿的缺口。
所以，贝莱德需要用这次交易来稳住股东的情绪，同时抬高自己股价。
另一方面，以美国政府的一贯作风，也并不是因为李嘉诚拱手送上港口的行为，就将其作为-好朋友-。
所以，李嘉诚要面对的很有可能是上边不是人的局面，而他也做好了应对之策，为自己的找了退路。
出售港口的消息一出，李嘉诚旗下的四大集团的股价先涨后跌，至今市值损失已经超过千亿港币，再加上已经被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李嘉诚也不得不开始找退路。
目前李嘉诚已经将次子李泽楷旗下的所有产业跟长和集团全面切割，不仅是业务独立还-零股权关联-。
如此紧急，如此干净利落的切割，可见李嘉诚是做好了自己的大船被风浪一下拍碎的准备。
以李嘉诚的手段和资源，只要能保住次子的商业板块，就能借此东山再起。
外界猜测，李嘉诚这次切割运作中，不排除转移资产的可能，利用次子商业集团保住自己的基本盘，尽可能降低自己在这场风波中的损失。
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开始着急了，美国国务院竟然污蔑中方在阻止交易的正常进行！美国政府用胁迫的手段让李嘉诚-在商言商-，中方如何不能审查此次交易的合法性？并且-在商言商-是李嘉诚说的，暂缓签字也是李嘉诚决定的，如何就扯到中方头上了？要知道，李嘉诚此次决定暂缓签约，不一定是受到了压力，而是与贝莱德达成的共识。
不要忘了，贝莱德的资金链因为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撤资而出现了巨大缺口，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来缓冲的。
值得注意的是，4月2日的签约仪式被暂缓，并不意味着交易失败，根据协议，最晚期限是今年7月份，如果到时候还不能签约，这笔交易大概率是要凉了。
这件事一定程度上给中方敲响了警钟，后续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如何在商业行为和非商业因素之间寻求平衡，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