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襄阳某商场内，某烤肉店女店员在商场门口发放传单时，一名戴头盔的黑衣男子路过时突然伸手摸向其腰部。这一动作被监控完整记录，显示男子在接触女店员身体后迅速转身佯装离开，其行为具有明显的性骚扰特征。女店员当场呵斥并试图理论，另一名同事也上前协助，此时男子的暴力行为开始升级。
男子在离开数米后突然折返，对女店员实施连续攻击：先是扇耳光，随后用脚踹击其身体，双方扭打过程中女店员眼部被击中致淤青。男子攻击动作迅猛，且在冲突中多次主动发起攻击，完全超出正常争执范畴。此时，商场内其他顾客虽有围观，但无人直接介入，直到店长采取行动。
店内身着白衣的店长在听到动静后，以锁喉动作迅速将男子按倒在地，并用专业手法控制其头部，避免暴力进一步升级。其他店员随后赶到协助控制场面，整个制服过程仅持续数十秒。
从性骚扰到恶性冲突的典型样本
襄阳这起事件，暴力升级的路径极具代表性。施暴者一开始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所规定的"猥亵他人"，之后却进一步发展到第43条的"殴打他人"。幸亏店长及时出手干预，才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种从相对隐蔽的侵害，逐渐演变成公然暴力的过程，在近年来公共场所发生的案件中并不少见。
就拿2018年广西河池商场猥亵案来说，64岁的退休职工覃某，在金城地王商场里，趁着两名小学生和一名年轻女子毫无防备，偷偷触碰她们的胸部，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最终，覃某被行政拘留十日。和襄阳事件比起来，河池案仅仅停留在猥亵阶段，但对受害者造成的心理创伤却可能更加深远。值得留意的是，这两起案件里，施暴者都专门挑选了人流量大，可监控却存在盲区的地方作案，这无疑暴露出公共场所安全防护普遍存在的漏洞。
从个案处置到制度演进的司法突破
在襄阳事件里，店长采用锁喉制服施暴者的行为，被明确认定为正当防卫。这和2023年北京发生的家暴反击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北京女子杨某长期遭受丈夫童某的家暴，在一次冲突中，她反击致使童某轻微伤，最初她竟被行政拘留3日，后来经过行政复议才改判无罪。这两起案件的不同之处，凸显出司法实践中在把握防卫限度方面存在差异。襄阳案因为现场暴力行为持续不断，所以法律适用相对明确；而北京案则由于家暴行为具有隐蔽性，相关证据收集也较为复杂，经历了"误判-纠错"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
这种差异，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也能得到证实：2021至2023年，全国法院让77名被告人因正当防卫被宣告无罪，2023年检察机关审查认定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捕不诉的人数达到261人，同比上升了25.5%。从这里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于防卫权的认定正逐步放宽，"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个理念正在一步步落地。
公共场所暴力的时空规律与治理难点
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2014-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受理的与公共场所暴力相关的案件呈现出"总量下降、结构分化"的特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案件数量降幅达到64.4%，但寻衅滋事案件却略有上升，这表明暴力形式正从明显的冲突，朝着相对隐蔽的滋事方向转变。这种变化在经济活跃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广东、浙江、江苏三省的案件量占到了全国总量的32%，这和当地的人口密度以及商业活跃度紧密相关。
在性骚扰案件的司法实践方面，同样存在不少复杂情况。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2018-2023年，民事性骚扰案件中，高达73%的原告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然而刑事案件中强制猥亵罪的立案数却年均增长9.2%。这种"民事举证难、刑事门槛高"的困境，在公共场所性骚扰案件里显得格外突出。比如说，2021年广西某超市发生的女子被生扑猥亵事件，整个过程中没有旁观者站出来帮忙，充分凸显了"旁观者效应"对受害者权益造成的损害。
在襄阳事件中，店长的英勇施救、警方的高效处置以及公众的广泛关注，就像一根根紧密交织的线，共同编织起了一张守护尊严的大网。监控视频里围观群众响起的掌声，那不仅仅是对正义行为的赞美，更是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殷切期许。在这个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共场所暴力的潜在受害者。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升级技术，并且提升全民的安全意识，才能让"劳动者的尊严不容践踏"这句话，不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