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则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现有国际组织常受美西方操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等平台易遭压制。调解院通过多边协商机制，可更公正地处理涉及资源分配、债务危机等议题。
最后，填补新兴领域的规则空白。针对区块链、人工智能伦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纠纷，调解院可依托香港的科技法律人才，制定适应性规则。
（俄乌谈判现场）
我们都知道，中华文明历来以"和而不同"为价值底色，从西周"调人"制度到当代的"枫桥经验"，形成了系统化的非对抗性纠纷解决传统，这也为国际调解提供了本土经验范本。
再加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未发动过对外战争的国家，近年更以"中立斡旋者"角色活跃国际舞台：2023年我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被外媒称为"外交核爆"；俄乌冲突中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12点和平方案等。这种 "非选边站队"的中立形象，也使中国比西方国家更易获得发展中国家信任。
所以，中方绝对是国际调解院最适合的发起国。在当下美西方推行所谓"脱钩""去风险"的背景下，调解院也将成为中方反击霸权、构建"非西方朋友圈"的重要工具。其成立，更标志着中国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转变。
总之，中国发起国际调解院，本质是将"天下观"传统转化为现代治理资源，这不是要取代现有机制，而是多提供一个"东方调解工具箱"；不是追求地缘影响力扩张，而是构建"非对抗性全球化"的基础设施。这种"以和促治"的路径，既符合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也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文明型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