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人洗澡：499一次，有人11年没洗，有的长疮，用洗澡恢复尊严
想象衰老。
想象褶皱从脖颈，慢慢爬上嘴角、面颊和眼睛，皮肤越来越松弛，最后变成薄薄的一层，在骨头上来回滑动；骨骼也变得脆弱，无法自如地奔跑、弹跳、行走，你逐渐变得不自由，出行必须依靠拐杖或者轮椅；再往后，你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需要和脑梗、中风、糖尿病、认知症这类普遍的老年疾病搏斗，要习惯与失能和疼痛相处。
当然，这些远远不足以描述衰老的全部。
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象，当衰老一步步逼近，当你已经不能自己洗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当这样细微的日常变成不可能之事，你会连带着失去什么？和伴侣、子女的关系会变得如何？如果你没有伴侣，没有子女，成了孤家寡人，要如何独自面对衰老和死亡？日复又一日，你被禁锢在家里，对世界的感受又会变成什么样？
2019年，上门助浴--上户帮助老人洗澡这一项目在上海出现。他们服务的，是已经无法自己洗澡的老人。那时候，让我感触的是，我们距离老龄社会或许又近了一步，老人的生活和尊严被更多人看见了。
2021年初冬，我来到上海，跟着助浴师一起上门，观察他们如何帮助老人洗澡，了解每一间房子里的养老故事。
我走访了11位老人的家庭。他们大多出生在1940年代，曾经是文工团里的舞蹈演员、服装行业的裁缝、建筑业的工程师、造船厂的职工、报社的记者。他们渐渐变老了，又被各类老年疾病所累，退出了我们熟悉的世界，带着病痛闭锁家中。
后来，上海经过了一个冬天，再经过了一个春天，到了今年秋天，我再次来到上海，看望那些曾经拜访过的老人，有的人还在照常预约助浴，有的人因为经济情况停止了洗澡，还有的老人，已经离世，生命停留在了这个春天。
两次去到上海，我在不同老人身上寻找衰老的答案。这绝不仅仅是十一位老人的故事，而是整个衰老世界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老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你我的将来。
而现在，要想展现他们的模样，需要从皮肤的感觉开始。
活着
躺在一方小小的床垫上，被压在身下的皮肤没过多久就会发痒，到后来会发痛，这种痛一点一点变得剧烈，有时候就像是被针刺了一下，提醒着她，皮肤在变坏。颜色由红变黑，她看不到，心里却明白，那是身体在腐烂，带给她皮与肉分离之后变得松弛的感觉。她很想翻个身，动一动，甚至去浴室里用喷头冲个澡，把自己弄干净一点，但她做不到。
「做不到的事情没法想，要不然准会活不下去的。」她说。
三年了。一天又一天，像抛弃衰老与疾病带来的痛苦一样，她把洗澡这件事抛在脑后，肢体也因病情加重变得麻木，没穿袜子的双脚露在棉被外面，长满了褐斑，摸上去是冰冷的。
「没有知觉了。」她淡淡地说。包括鼻子、耳朵，也只不过是与身体连在一起的器官，不起什么大作用了。
嘴巴或许是例外。如果要问身体哪个部位的感觉仍然灵敏，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舌头。「我还能吃，说明我还活着！」提到这一点时，她原先哀伤的语气才突然消失，表情随之显得高兴起来。
她叫林景怡，年轻时做过记者，后来加入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作家，写过十几本自费出版并不知名的书。
现在，她73岁了，身体肥胖，头发变得一片雪白，与早年那些职务已经不相干，只是一位瘫痪卧床的老人。她住在一扇漆成红色的铁门背后，一幢带有小院的两层别墅里。进门往右，她常年躺在第二个小房间。为了卧床方便，她上半身的衣服全部被剪开了，剩下两只袖子套在手臂上；下半身是赤裸的，只用一条被子遮盖着。
九月中旬，我来到林景怡家的那天，「梅花」台风正登陆上海。雨滴被狂风催着落在地上，惊扰了院子里的狗，响起一阵吠叫。快到中午时，钟点阿姨推开了门，端来一份午餐，「饭好啦，现在吃吧？」她一边用粗鲁的口气问，一边把一碟虾仁炒鸡蛋、一碟鸡块摊放在床头。林景怡顺从地接受了。
接着，她几乎无视了窗外的风雨声，用一只颤抖着的手，去抓盘子里被苍蝇叮过的鸡块，然后专心地啃了起来。
失能的状况源于2019年1月24日晚（日子非常清楚，因为她把所有的病历装订成册，厚厚一叠，收藏在柜子里），她看着给家里安装红色铁门的工人离开后，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四肢麻木，于是连忙去扶楼梯把手，踉踉跄跄地上了楼，以为睡一觉就会好。没想到第二天一早醒来，感觉还是不行。她给钟点阿姨打电话，要她陪着去一趟医院。是脑梗。
病历本的第一页由此开始，上面写着：Ⅱ型糖尿病伴脑血管病变，伴肾病，伴周围神经病变，高血压。多发脑梗塞，脑萎缩。
那次发病后，她的身体逐渐变坏，四肢慢慢不会动弹，如今只剩下一只手还算灵活，能自己抓着鸡块喂进嘴里。她与丈夫离婚十八年了，唯一的儿子在三年前因病去世。兄弟姐妹都没有了，她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独自睡在这满是尿骚味的屋子里。只有钟点阿姨每天不情愿地把房门打开数次，给她擦拭身体，换尿不湿，以及送来一日三餐。
为了应付没人看护的生活，林景怡把平时要用的东西都堆放在床头，比如手机、餐巾纸、水杯、药盒等。即便如此，很多时候她还是摸不着，难免把东西翻弄得床单上到处都是。于是，她拼命去够，又经常把垫着的尿不湿甩掉，没人来处理，尿液会把被褥浸湿。
长期躺在屋子里，她倒不觉得有什么难闻的气味，只看到好多苍蝇在头上乱飞。「不碍什么事。」她像宽恕无礼而粗心的钟点阿姨一样，宽恕着屋子里陪伴着她的仅有的活物。
尽管距离上一次洗澡已经过去了三年，助浴师聂积燕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门，就被她屋子里的味道熏到难以呼吸。那还是在林景怡生病不久时，上门助浴这一项目刚从日本进入国内，被上海一家养老公司推行，与各街道的居委会试点合作。林景怡被居委会列入了需要帮扶的老人名单，免费接受了四名助浴师帮她洗澡。
但洗过一次之后，她才知道价格是450元（最近涨到了499元）。她付不起这笔钱，因为退休金已经几乎变成了阿姨的工资，看病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反过来还要向阿姨借钱。她也就不再去想洗澡这回事。
因此，对于那唯一一次洗澡，林景怡已经说不上来太多，只剩下一个感觉，「害怕」。她担心助浴师万一不注意，把她摔在地上，那只会把目前的生活变得更糟。
卧床的林景怡，被墙上挂着的「荣誉」包围。
浸入水中
相比于舒适，害怕是很多老人第一次洗澡时共有的感觉。镇宁路404弄一位92岁的阿婆看着浴缸（老人说像一口棺材），又看看穿着白大褂的一群人，她把眼皮往上一抬，皱着眉头，说，「怕」。
阿婆瘦瘦小小的，在被子里缩成一团，六颗坏掉的下牙往外翻。浴缸漆成淡粉色，可以拆成两截，由聂积燕和一名男助浴师抬上楼；一名护士负责拿药箱，里面装着血压表、血氧仪、棉签、理发刀；还有一名护士提着两根长长的钢管，一张黄色的皮垫，皮垫两侧带孔，钢管插进孔里，就变成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是用来抬放老人的。
「阿婆不怕，来给你洗澡的，我们先剃个头发。」聂积燕对阿婆说。
进门之后，四名人员分成了两拨。聂积燕带着一名护士，给阿婆测量血压、血氧，接着剃头；另一拨人马负责忙活浴缸，他们把原本两截的浴缸用螺丝扣卡紧，再套上一次性的浴缸套。聂积燕说，即便每次洗完澡，都会给浴缸消毒，但大部分上海人的想法里，别人用过的，总归不干净，不如套个一次性的塑料膜，心里还是感到卫生一点。
这一边，剃刀在耳边嗡嗡地响。阿婆照不到镜子，不知道被剃成了什么样，眼圈开始泛红。「全部剃掉了啊？是不是变成老和尚了啊？」
在一旁看着的儿子说，阿婆年轻时候是一名裁缝，除了会做一做衣裳，最在意就是自己的头发。每年过年，她都要去理发店烫一次，洗完后，再吹吹干，蓬蓬松松的，像一团棉花。只是人老了没办法，美不美的，都不重要了。那一团棉花一样的头发，早在七年前患病时候剪掉了，变成一头短发，此刻更是被聂积燕手里的剃刀左一铲，右一铲，剃得又尖又短，像是这个季节里被收割后的枯草坪。
标准的40度热水已经慢慢注入浴缸，发出汨汨声响。等到把这个宽0.75米，长2.2米的浴缸填到三分之二，阿婆的头发也剃好了。聂积燕把阿婆的衣裤脱掉后，在赤裸的身上盖了一条长浴巾，身下再铺一层黄垫子。插上钢管后，两人配合着，一前一后地，把阿婆从床上抬进了浴缸里。
当阿婆慢慢浸入水里时，聂积燕感到她的身体在自己托举的手下轻轻地抖动着。
阿婆的反应并不算异常。聂积燕看过太多老人下水之后的极端反应，有的会因为害怕而躁动发狂，不停地击打周边人；有的则安静得可怕，从始至终一言不发，身体也一动不动，只有呼吸声让人感到他还活着。
所有老人中，有两位的反应在聂积燕看来最为特别--一位已经11年没洗澡了，甚至忘记了洗澡的感觉，下水的一瞬间，她的每一寸皮肤都像吃了一惊，全身忍不住颤抖起来，老人当时还没反应过来，以为自己仍躺在床上，慌张地喊叫，「我身上全湿了，衣服湿了，被子也湿了」。另一位老人则对水温失去了感受，下水之后，觉得自己要被烫伤，她紧张地翘起手和脚，要从浴缸里爬出来。聂积燕赶紧舀出一瓢水，让老人摸一摸，等她触到水不烫，才肯让整个身体去适应水温。
「所以肢体上的感触是很深的。水温热一度，还是凉一度，手法轻一点，还是重一点，肢体都能最直接地感受到。」在给老人洗了三年澡之后，聂积燕得出一条朴素的结论。
聂积燕在给一位老人洗澡
粗略算下来，她已经给500多位老人洗过澡，因此也见过各种各样老去的皮肤和奇异的躯体：有的老人患了渐冻症，四肢笔直僵硬，一个浴缸都摆不下；与之相反，有的老人患了重症肌无力，手和脚软塌塌地耷拉下来，在浴缸里柔成一团；有的残疾老人五指握成拳，把掌心都掐烂了，抵在下巴上，怎么也掰不开；有的两腿像麻花一样绞缠在一起，肌肉消退后，变成一层皮包肉，挂在骨头上直晃荡。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老人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脆弱不堪。他们掉头发，指甲因为真菌感染而变厚、变成黄灰色，皮肤也干燥得像一张皮革，坏死的细胞成了白色皮屑，粘附在身上和衣服上，老人再用老化的指甲去抠，皮肤就会变得瘙痒难耐。
因此，只要适应了一两次上门洗澡，很多老人就再也离不开了。一位老人告诉我，每周六，他会帮妻子预约一次洗澡，这一天，身患尿毒症的妻子会醒得很早，听到助浴师的脚步声在老弄堂的木楼梯上一响，就嘿嘿地发笑。一位最早接受这项服务的老人专门在日记本上记录下心情，「2019.1.17，首次日式上门沐浴服务，赞！赞！赞！！！」「2020.4.23，上门洗浴，好！爽。」还有一位爱吃红烧肉的老人打趣地说，「这个洗澡啊，比给我吃红烧肉还要香。」
在这些喜欢洗澡的老人中，江宁路301号的老人或许是最讲究的一位。她惯用一块老牌上海硫磺皂，助浴师一上门，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我只在乎你》就从音响里流淌出来，变成洗澡的配乐。老人年轻时是文工团里的舞蹈演员，现在被她的女儿喊成「大宝宝」。女儿说，人生就是一个轮回，从一副小巧乖宝宝的样子，来世界走一遭，到老了，纸尿裤重新穿上了，又回到宝宝的状态。女儿又说，大宝宝一直是娇生惯养的，老来皮肤脆弱，她每天帮忙擦精油，还买来好多仪器，泡脚的，促进血液循环的，以延缓肌肉萎缩，但也没什么大作用。母亲还是不可避免地老去了。
尽管大部分老人都在洗澡时感到适意，但也存在着危险。聂积燕说，部分老人下水后，受到水压的影响，会感到胸闷气喘，然后在浴缸里呕吐，大小便失禁。最惊险的一次，她遇到一位慢阻肺老人，平时需要氧气瓶供氧，一次洗澡前，老人为了更自由地沐浴，提前吸足氧，拔了氧气管，躺进了浴缸。等到窗户密闭，热度升高，老人突然呼吸急促，一口气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口了。聂积燕立马停止洗浴，给老人吸上氧气，老人才慢慢缓过来。
诸如此类的「危险」，我在长宁区武定西路1251弄也感受过一次。那是一个身体枯瘦的老人，胸腔的肋排一根一根凸起。老人下水后，没过一会儿，突然把眼睛闭上了。助浴师大声喊着，叔叔，你怎么不讲话了。老人不响。
这时，浴缸周围的气氛突然变得凝重。站在一旁的老妻子感到担心，快步走到浴缸前，弯下腰来，伸出颤抖着的食指，去探了探丈夫的鼻息。
钥匙、零钱与腰带
妻子试探过后，才知道自己刚才是虚惊一场。丈夫不过是在浴缸里睡着了。
对于这类情况，聂积燕见得多了，也不觉得害怕。她今年40岁出头，成为一名助浴师之前，是陕西汉中市一家旅行社的小老板，性格豪爽，平时喜欢去理发店洗头、做造型，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一直到2018年，旅行社的生意挣不到钱，发愁之际，她听说邻居在上海做「长护险」，每天上门为几户老人护理一小时，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她感到吃惊，「没想到养老行业这么有挣头」，于是干脆关了店门，来到了上海--这座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
很多事情在真正接触之前，困难往往难以想象。初来乍到的聂积燕，留着一头过肩直发，纹着弯弯的眉毛，爱穿一件短款皮夹克，走在上海摩登又干净的街道上，看起来像这座城市一样派头亮丽。2019年秋天，她听说一家养老服务公司推出了上门助浴服务，需要招聘助浴师，要求女性，身高一米六五以上，有护理证，会开车。聂积燕是一个对新鲜事物感到好奇的女人，各方面要求又达标，「就想来试一下看行不行」。
投了简历后，又经过面试，她就这样闯入了衰老的世界。
每天跟老人打交道后，聂积燕才知道，在衰老的世界里，首先不可避免的就是四处弥漫的老人味。那是一种夹带着汗水、尿液和皮肤腐烂散发出的复杂味道。聂积燕记得，有一年夏天，她去虹口区一位老人住的老城厢，随着一扇木门被推开，没有秩序的房间就在眼前显现出来。老人的衣服和鞋子胡乱塞在麻袋里，脏臭味冲得人头脑发晕。昏黄的光线里，最显眼的是两条大板凳，上面铺了几块木板，再垫上一层棉花和被罩，就成了老人睡的床铺。老人很胖，个子又高，木板不够长，他只能斜斜地躺在上面，脚抵着墙，头朝外，脏臭味同样引来数不清的苍蝇在老人脸上飞。
聂积燕一上手，才发现白色的棉花，已经变得又黑又黏。「真的是下不去手的。」聂积燕说。
一次洗澡现场
在衰老的世界里，更让她难以应对又无法忽视的是老人的性欲。体能的衰退，并不代表对欲望以及亲密不再渴求。含蓄一些的老人会委婉地说，我喜欢女的给我洗澡，长得漂亮，活又干得好，希望下次全是女的来。大胆一些的老人直接发问，除了洗澡之外，还提不提供其他「特殊服务」。也有失去分寸感的半失能老人，聂积燕聊起其中的一位，趁着家属不注意，先用眼神示意，再去捏她的手，往浴巾盖住的隐私部位拉，聂积燕躲了好几次，又不能明着说，只能客气地暗示，「叔叔，这个手其实挺有劲儿的噢」，家属的注意力被拉回到浴缸，老人也就不好再动了。
「很难做的。」聂积燕一边摇头，一边皱眉。
哪怕是在观念先进的上海，新鲜事物的出现也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误解。最初，聂积燕开着「上门助浴」的商务车走在大街上，会被很多人指指点点，说这个年代怎么干什么活的都有？她去有老人晒太阳的公园发名片，一位大叔挑白了问，「你们这个洗澡，有小姐吗？」
这些误解曾给聂积燕带来许多困扰。她不断质疑自己，原本的人生是鲜活灿烂的，怎么现在每天面对的，都变成了听不见的、看不着的、脑子不清爽的老人？团队成员因此不断流散，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聂积燕不知道被一股什么力量牵引，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到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干了三年，上海摩登的印象在聂积燕脑子里慢慢褪去，她更多接触的是这座城市衰老与残酷的一面。
有了一些长期客户之后，聂积燕几乎能看到老人生命枯萎的全过程。有些子女孝顺，照顾得细心一点，老人面色会变好，还会发胖，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有些子女疏于护理，老人会枯萎得很快，每隔半个月，就要变一个样，身体每况愈下；还有一部分子女，对老人置之不理，认为人老后终归要死的，不如让老人自生自灭，早点解脱。
现实的一面凸显出来，金钱有时候会显得比亲情更牢靠。聂积燕接触到，条件好的老人，名下有房产，退休工资能达到一两万，子女会像宝贝一样供着老人，老人想要洗澡，就像喝粥一样平常了。如果中途洗累了，子女会说，宝宝已经累了，你们不要搞那么久，下一趟再来噢。条件不好的老人，一个月工资才两三千，大多挤在弄堂的老房子里，十几平米的空间，浴缸卡在床和沙发之间，才能勉强摆得下。这些老人难得洗一次，就要指挥了，这里痒，那里痛，总归是要洗个够，才感到这笔钱花得值当。还有一些老人，拿的退休金也不少，但已经不由自己掌控，想要洗澡，子女不支持，甚至去居委会投诉，老人也不敢多辩驳。
「所以说人跟人真的是没法比的。」聂积燕又总结，有的人大概不是老来的幸运者，子女生了好几个，却没有一个靠得住；有的人一辈子独居无依靠，只能等居委会送来一日三餐，老来境遇也十分悲惨。
到最后，如果老人连金钱、亲情都一同失去了，安全感就会变得稀缺。他们不得不把情感寄托在所能掌握的一些细小物品上。一位老人洗澡时，手里总攥着一把钥匙，钥匙匹配的抽屉里锁着老人珍惜的一切，因此老人一刻也离不开，睡觉也要压在枕头下面；一位曾参加过战争的老人，洗澡时总把一根裤腰带看得很紧，其实腰带只是一根白布条拧成的，不值几个钱，聂积燕猜测，或许它对老人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还有一位老人洗澡时总要抓着一把零钱，有一块的，五块的，尽管她已经糊涂到分不清纸币的面额了，但抓在手里，她的表情显得很踏实。
比起所有老人，长宁区的一位独居老人是聂积燕见到的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每天，她都靠墙蜷缩着坐着，头发像野人一样又脏又长，大小便都在裤子里，晚上睡觉也不会脱下来。居委会没办法，才帮老人约了一次上门洗澡。见到聂积燕一行人进来，老人害怕得一边狂叫，一边甩动四肢，想把陌生人赶出门。几个人好不容易把她抬进了浴缸，老人还是不配合，整个洗澡过程就像是一场打架。
最后，聂积燕总算把老人身上洗干净了，就是一双脚没有洗到--不管她怎么劝说，老人就是不肯把鞋子脱下来，担心一旦脱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鞋穿了。
聂积燕和护士抬着浴缸，准备上门。
新世界与旧世界
去年11月的一天，冷空气抵达上海，气温降到只有几度。
我跟着聂积燕去河南中路531弄一户人家。这是一位名叫曹翠莲的74岁老人，同时患有脑梗、糖尿病和右侧肢体偏瘫。她的下肢已经伸不直了，也不能说话，但神志还算清爽。
距离翠莲上次洗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一直等到天气极好的那天，家人再次为她预约洗澡。阳光打在附近南京路步行街上，这条街道遍布明亮富丽的商场，东方明珠和外滩就在不远处。宽阔的正街道往里延伸，分出多条岔道，长成独具老上海风味的弄堂。
531弄便隐藏其中。因为房子间距小，下午的阳光早已在这里熄灭，弄堂显得阴沉沉的，一股寒气在密集房子之间狭窄的弯道里窜动。
翠莲住在这些房子中的一间。一扇铁皮门背后，遮盖的是一个杂乱而又有序的空间--轮椅、木柜、餐桌把二十几平米的地方塞得满当当。其中一个木柜上，摆着一台带DVD的老电视，旧世界流行的电视剧《大宅门》正在屏幕里播放。翠莲躺在房间里侧的病床上，床铺紧贴着一面墙壁，上面挂着她与家人过生日、过节等不同时刻微笑的照片。
「照片都是专门挑出来的。」她的丈夫胡金泉介绍。胡金泉今年82岁了，说话声音又柔又轻，两腿弯曲，背部佝偻，是一个做事十分细致的老头。每天，他会把自己和翠莲要吃的五颜六色的药丸，分门别类装在一个带小方格的塑料盒子里。我们到达时，他正为翠莲准备洗澡要用的毛巾和衣服。
翠莲留着一头灰里泛白的短发，露出又高又光秃的前额。两条眉毛快要掉光了，眼皮也耷下来，但目光依然有神采，看得出来，胡金泉把她照料得很好。
去年12月，翠莲和金泉在医院里过圣诞。
翠莲洗澡时，胡金泉开始了他的回忆--妻子已经在病榻上躺了11年。发病是在一个糟糕的夜晚，一家人吃过了夜饭，翠莲突然一下子倒在地上，不停地呕吐。胡金泉怎么喊她都没反应，赶紧打电话喊救命车，送到附近一个大医院。医生一看，说是脑溢血，如果做开颅手术，只有一半存活的机会。胡金泉做了保守的选择，想让妻子慢慢恢复。妻子在医院昏迷了一个礼拜，醒来之后，左半脑的脑梗导致偏瘫。
生病前，翠莲留着一头短短的卷发，是江南造船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上海当时规模最大的造船厂），丈夫胡金泉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单位也十分体面。1970年，两人经人介绍相识，第一次见面就在翠莲家。说起记忆中的第一印象，胡金泉腼腆地笑，「这个姑娘有点胖。」处了一年半，两个人很谈得来，胡金泉感到姑娘性格温和，老实肯干，讲好了就要去打结婚证。
一开始，他们跟着父母蜗居在上海市中心二十几平的房子里，一直到单位分了房，情况才有所改善。平日里，他和翠莲各自去厂里上班，一个人工资36元，一个人工资56.5元，凑在一起，除去一家人的吃喝，把余钱攒下来，凑够数了，再给家里买大件。
这些接受洗澡的老人大多出生在1940年代，又在动荡的岁月里长成青年，毕业后要么当兵，要么上山下乡，分配进工厂的人是幸运的一批。结婚分房、攒钱买大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像如今的都市青年一样，他们是旧世界里的摩登青年和高级打工族，会蹬着一辆二八大杠上下班，坐慢吞吞的「辫子车」（上海老式无轨电车）到「新世界百货」逛商场，穿涤纶面料衬衫、连衣裙或喇叭裤去看电影。
那时还没有双休日，一周放一天假。这一天，翠莲和金泉一般在家里打扫卫生，偶尔也去繁华的南京路兜商店，只看不买，但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