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是美国国内复杂政治情势的衍生状况。202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拜登为赢得连任需要争取国内亲以色列的犹太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一取向呈现在对以政策上，就是不能明显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但同时，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又是民主党的基本盘，他们在巴以冲突上的立场本身就倾向于支持和同情巴勒斯坦；更关键的是，新一代社交媒体的普及将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惨状赤裸裸展示在了美国年轻人面前，戳破了传统媒体所编织的美国形象和美国准则，严重的道德焦虑促使大学生们联合起来进行示威和抗议，声援巴勒斯坦。这也对拜登的选情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不难推断，如果拜登政府确已暂停向以色列输送武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美国国内涌动的民情都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关键要素。
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一轮巴以冲突上的进退失据，是由其长期以来作为世界霸主的自私和双标所埋下的祸根。只要美国延续这种依靠"代理人"对某一地区施加影响而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策略，就无法避免反被其拖入泥潭，陷入"尾巴摇狗"的困境；只要美国依然期望通过挑动某一地区矛盾以渔利的方式获得战略优势，引火烧身的桥段就难免一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