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度仿制药，我想大家多少都有所了解。5年前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起舆论场的热议，感动了无数观众。片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瑞士生产的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格列卫"临床效果非常好，但价格十分昂贵，一个月光吃该药花费就要近3万多元，这让普通老百姓无法承受。
为了续命，病友们放弃购买正版"格列卫"，因为他们发现在黑市有同一种药，疗效与"格列卫"基本一致，关键是价格一个月只要4000元，便宜了近1/10。这种让他们能吃得起的药就是印度仿制的"格列卫"。
无独有偶，这次当美国辉瑞研发的新冠口服药Paxlovid上市后，印度仿制的Paxlovid也随即而出，而且售价也同样是辉瑞1/10，辉瑞的零售价为2980元一盒，而印度仿制的只要300元左右，便宜的近10倍。
那么，印度为什么可以绕过药品的专利保护期，仿制世界各大药企的原研药呢？这一切还要从57年前说起。
1966年，英迪拉·甘地当选为印度总理，这位铁娘子上任后，面对自己国家众多穷人瞧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境。她认为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里，医药发明的专利是不应该受保护的，所有药企都不应该在人的生死上谋取暴利。
于是在她的倡议下，1970年印度通过了多项立法，其中有3条立法为印度仿制药点亮了合法的绿灯。
辉瑞新冠口服药
一、印度专利法规定只保护药品的制药工艺，不保护药品成分。这就意味着印度的药厂只要对专利药稍做改动，即可以合法上市，因为不必改变其中的成分，基本保证了仿制药与原研药的疗效一致。
二、印度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这项强制许可制度规定，当印度国内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健康危机，且药品价格超过民众难以承受的范围，印度就可以强行绕过专利进行仿制。
三、印度药品价格管制法。这个法案设定了药品原材料以及成品药的价格上限，保证消费者能够买到价格低廉的药品，遏制药企在药物上获得高额利润。这一做法有效的降低了国内药品的价格，同样也压低了进口药的价格。
在这种政策保护下，于是乎印度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和出口国。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印度此举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劳苦大众的健康状态，解决了穷人无钱治病的窘状。
印度仿制的新冠口服药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同样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为了减轻老百姓治病的负担，是否可以像印度那样走访制药的路呢？答案是不能。
一直以来对仿制药的是与非都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一方面是生产此类药品能够救助更多穷人，让他们有药可医，但另一方面仿制药又会大大挫伤制药厂研发的积极性。这是一把非常残酷的双刃剑，价格昂贵的药品可能会让很多人失去生命，而新药研发的停滞反过来又会令更多病患受苦。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有义务维护知识产权，对这种明显侵犯医药知识产权的事是不能做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任凭仿制药在市场上低价倾销，还有谁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去研发新药呢。没有了创新药，未来人类的生命安全更得不到保证。
既然我们不能像印度那样去生产仿制药，我们能不能去购买仿制药呢？答案依然是不能。
因为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任何企业和个人是不可以生产和销售类似印度这样的仿制药的。
国家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其中针对仿制药品的规定，对来路不明的药品极可能会被认定为假药、劣药，如果认定成为假药和劣药，生产和销售这样仿制药都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影片《我不是药神》中男主角最后的命运就是如此。
印度生产仿制药的做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很亲民，但世界上主流国家都不会走印度的路子。对于我国而言，对药品的管理完全依据《药品管理法》之规定，一方面严格执行对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促进医疗行业研发出更多创新药，提高救治能力和水平。另外一方面也对满足不同条件的药品采取了阶梯式的保护方式，设定了10年最长保护期的限制，以此来避免专利药价格长期高居不下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