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负担持续加重
2021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的参保赡养率[8]由2000年的30.4%上升至37.7%，即由每3.3个在职职工供养1个退休人员演变为每2.65个在职职工供养1个退休人员。除2005-2011年间因纳入灵活就业人员扩大了职工基数从而降低了参保赡养率之外，参保离退休人员增长率普遍高于参保职工增长率，导致城镇职工的参保赡养率基本呈上行趋势，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剧必然导致赡养负担持续加重。
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我国养老金收支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2021年，黑龙江省的城镇职工参保赡养率高达78.2%，而广东的参保赡养率低至17.4%，各地区赡养负担的严重不均导致财政调剂"抽肥补瘦"的作用相对有限。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数据，养老金替代率（即城镇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平均基础养老金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不低于70%方可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准。而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2021年仅为43.6%，远低于国际警戒线55%，可见，大部分退休人群将面对养老待遇逐步恶化的现实。
三、如何缓解养老金问题？
202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负值（-0.6%），人口结构的统计数据来看，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未来还将持续上升，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减缓养老金缺口的日益扩大的唯一增收节支手段只能是延迟退休和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并轨。
延迟退休能增加职工的养老金缴费年限和缴费金额，同时减缓养老金支取的压力，无疑是兼"增收"与"节支"一体的有效措施。而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金并轨则是节支的重要途径。
如上所述，目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对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远超企业职工，退休工资的发放水平也远高于企业职工；若能加大力度落实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养老待遇并轨，对减轻养老金体系的支出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实证数据显示，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共同难题，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地区几乎不约而同都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2岁以后，如果我国也能相应采取延迟退休政策，对于减缓养老金缺口进一步扩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考虑到社会对于延迟退休的接受度，我国在改革退休制度的同时，可以采取弹性激励式的养老金方案，给个人更多的选择权。例如不同年龄退休可以获得的养老金水平不同，提前退休折扣发放，正常退休的居民给予足额发放，而延迟退休的居民给予超额发放。这样，可以让健康状态和财务状态不同的中老年人选择适合自己的退休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