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尽管英国在脱欧公投及其后时段经历了一段政治动荡期，但该国的核心机制和民主生活仍然存在。一些观察家担心，希腊民主体制在遭到欧债危机打击后会承受不住债务压力而崩溃，但希腊民主体制幸存了下来。2013年，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她在任内被曝出腐败丑闻，从而引发了韩国社会对她的信任危机。但韩国政治体制进行了自我修正，民主制度延续了下来。
另一个预示危机的信号是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在北欧、西欧和南欧取得了胜利。仅仅在过去两个月，他们就在瑞典选举中大获全胜，还在意大利选举中大获全胜。然而，尽管这些政党促成了对移民实施诸多限制，剥夺性少数派的权利并实施了其它反进步措施，但它们并没有对这些国家的整体民主机制构成明显又实际的致命威胁。
即使他们想攻击民主制度（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此想法），外界也看不出瑞典民主党或意大利兄弟会如何才能纠集足够强大的势力，说动不情愿的联盟伙伴，克服根深蒂固的规矩习惯和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并能顶住外部压力，去实施它们的专制计划。尽管懊恼的美国观察家很难接受这一点，但在过去二十年，其它民主国家的故事（尽管不乐观）更多地显示出民主机制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压力下极具韧性，民主倒退并没有发生。
第二个无益的假设是，侵蚀美国民主的政治生态也促使其他国家的民主机制出现了衰退。这导致人们过分强调民粹主义和民主失效现象，把这两者当成全球民主衰退的罪魁祸首。
带有民粹主义作风的特朗普（声称让高尚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与其他国家的反民主领导人有着相似的语言风格，如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和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但观察家对民粹主义的过度关注却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即许多民主倒退的案例是由非民粹主义领导人造成的。
在美国观察家过分强调民粹主义的同时，人们更常听到的观点是，民主正面临压力，因为它未能向治下民众提供社会经济成果。这种观点认为，民主政治往往被证明无法解决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或无法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公民对民主失去信心，进而接受不民主的替代方案。但这充其量只是对全球反民主趋势的一个片面解释。而这是否很好解释了美国的民主困境还不一定。美国政治专家一直在激烈辩论"导致美国反民主右翼获得支持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一派观点坚持认为社会文化问题（如移民、种族身份和性少数派权利），而非日常经济问题，才是主要驱动力。但这种观点显然无法解释国外的情况。
第三个误解是，强大的威权国家才是造成全球民主衰退的核心驱动力。对许多美国决策者和专家来说，全球民主斗争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斗争密不可分。拜登将全球竞争框定为民主和独裁的斗争，这种分析框架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广泛共鸣，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升级之际，但把全球民主倒退都怪罪到威权国家头上却是证据不足的。
尽管美国国内的某些民主斗争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斗争有相似之处，但过于强调人尽皆知的共同点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夸大全球民主倒退的规模是高估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面对其他国家民主倒退的事实，美国应该结合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找出其复杂而又特殊的根源，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全球民主倒退的现实，进而制定有效的战略来帮助减缓甚至扭转这种倒退趋势。
（观察者网由冠群选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