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小广告：一场无声的较量
81岁的裴延印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两样事儿上：原子弹和小广告。
1959年，18岁的他离开家乡，踏上开往青海的火车，最终在人迹罕至的金银滩草原扎根，成为首批参与共和国核事业建设的支边青年之一。此后的35年里，他完整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从无到有的过程，基地也从几间土坯房逐渐扩建成了"原子城"，他也结婚生子，从"小裴"变成了"老裴"。
1994年，退休后的裴延印和妻子一起回到北京。从核工业战线上撤下后，他又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次，他的作战对象看起来毫无杀伤力，不过是一张张不足烟盒大的纸片--小广告。但与它们交战并非易事，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越揭越多，裴延印还经历了小广告越粘越紧，越贴越高的过程。
他面对的是一种城市顽疾，小广告常被称作"城市牛皮癣"--它们无处不在，又难以根治。幸好在这场战争中，他并不孤独。北京有成百上千名和他一样的"志愿者"，他们大多都已经退休，每天提着喷水壶，举着小铲，巡视各自的领地，有人每天撕下的战利品能装满一个蛇皮袋。他们太容易辨识，以至于有过一个专有名字"撕爷"。
除了民间人士，官方力量也发挥着"正规军"的作用。环卫、城管、公安等部门都长期参与小广告治理工作，水砂枪、蒸汽清洗车、防粘涂料等"重武器"也都上过阵。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围剿小广告。
围困
早晨6点，天已蒙蒙亮，裴延印又带着老伴何秋兰出门了。寒潮使北京的气温降了下来，他穿着秋衣，外面套个夹克。
街边还时不时会冒出来小广告。裴延印戴上手套，伸长手臂，举着半米长的小铲在电线杆上吭哧吭哧地较劲。
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和身旁老太太手里都握着一沓子小广告，上面印着贷款、租房、培训等当下最热门的"小生意"。他们可能戴个遮阳帽，也可能撑把雨伞。当然，裴延印更喜欢雨天--小广告背后的胶已被泡软，趁着潮乎揭，容易得很。
9月25日上午，裴延印与何秋兰揭下来的小广告。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摄
揭了28年小广告，裴延印早就总结出了经验。
他与老伴何秋兰是青海省核试验基地221厂的职工，1994年他们退休回到北京。那时的北京城，已经显露出了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与此同时，花花绿绿的小广告开始占领各种城市空间，逐渐成了"城市牛皮癣"。
学校旁贴满了补习班和小额贷款，小区楼道里搬家、开锁、通下水道占据黄金位置，公交站牌上看不到路线，全是租房、办证，街边电线杆上被"根治牛皮癣"的神药裹得严严实实。
它们可能贴在树上、房檐，甚至你家大门上。泛滥时，过街天桥的阶梯上，一脚下去是重叠四五层的小广告。还有胆大的，在警车、城管车，还有康熙年间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广告的印记。
习惯了基地里整齐的红砖楼房，裴延印夫妇接受不了"乱糟糟"的北京。接受了30多年的军事化管理，做卫生早已成为习惯。老两口决定用小铲对抗这些小广告，也算是打发退休生活。
早晨6点到9点，下午4点到7点。几乎是固定的时间，他们会牵起小狗"毛毛"出现在家附近的街头巷尾。时间久了，"毛毛"有时候看见地上的小广告也会用爪子扒拉。
这些年，小广告的黏性越来越大，贴得也越来越高。裴延印把裁纸刀片缠上硬纸板，再用透明胶捆好。刀片经常刮坏，家里就放十多把备着。他还把可伸缩的拖把杆卸了，改装成1.5m的长铲。
最难弄的是贴在地上的小广告。人的重量加上胶水的粘合，来回踩过千百次后，薄薄的一张纸就像是和地面长在了一起。有一次，裴延印把指甲抠劈了，血肉模糊。一年后，灰突突的新指甲顶出皮肤，从此他揭小广告时总会戴上手套。
裴延印在清理小广告时把指甲抠劈了，一年后，灰突突的新指甲顶出皮肤。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摄
想尽办法的不止他们，面对着被刮花的玻璃和布满伤疤的铁器，环卫和城管用上了高压水枪、高端树脂雾化专业城市清洁机、能把钢铁打得锃亮的水砂枪，以及专门为胡同小巷设计的小三轮蒸汽清洗车……
2007年，北京曾推出《各类市政设施防护性涂刷规范(试行)》，规定3米以下的市政设施均应粉刷防护性涂料。电线杆、牌匾、雕塑等钢结构表面有了"保护膜"，一口气就能吹掉上面的小广告。但是，这个规范难以落地--公共设施数量大、涂料费用高。
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统计，1张小广告的成本不到0.1元，但清理成本却达0.68元。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里每年就要花费约1.36万元，仅西城区一年投入就要1300万元。
面对小广告，人们很长一段时间是束手无策的。它们铺天盖地，今天铲了，明天就像野草一样又重新出现。在清理和粘贴的反复拉锯中，最后受伤的是那些公共设施--小广告与金属防腐漆一起脱落，逐渐生出红褐色铁锈；为盖住印章小广告刷下的白漆，像极了一块又一块补丁。
社会管理学者王力一直关注小广告治理问题，曾出版《一指缠--"老剪报"杠上小广告》一书，他将小广告泛滥的原因归结于"需求"。改革开放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前开锁、通下水道只能自己完成，后来都可以花钱雇人做。社会化分工解决了生活中部分难题，也带来了城市病。登不起广告的人，想出小广告的方法来增加客源。"破窗效应"之下，众人皆效仿。
但低成本也成了违规、甚至违法行为的温床，那些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通向的不仅仅是生活服务，也可能是一个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当时的惩处力度并不小。2002年，适用新的《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东城区城管大队捣毁一个散发百万张小广告的公司，一次性开出一万元的罚单。2014年，北京警方启动打击整治非法小广告专项行动，并在30天内共查获非法小广告违法人员4000余人，收缴非法小广告41.2万余张。2016年，北京向组织散发小广告的房地产企业开出40万元罚单，创了北京城管执法部门针对非法小广告罚款的最高纪录。
可是张贴小广告带来的收益也很大。张贴小广告的日薪从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一些不懂事的学生，把它当为勤工俭学。2006年时，有人靠贴小广告收入超过10万元。那一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