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镭射】
自从2003年美籍华裔学者黄亚生提出"龙象之争"以来，关于印度的发展潜力问题，一直是中国国内的热议话题之一。很多人认为，印度以其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市场容量和劳动力数量，与若干年前的中国很相似，完全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的下一个"世界工厂"。有观点认为，中国发展经验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走出了一条超大规模单一经济体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印度作为中国之外的世界上另一个超大规模单一经济体，完全可以借鉴中国走过的这条道路而发展起来。
对于上述观点，我想谈一点不同意见。我不看好印度有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潜力，理由是除了种姓制度、土地制度、宗教矛盾等经常被人提起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被人忽视的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语文。
众所周知，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汉语文是中国社会的通用语文。中华文明，就是用汉语文作为载体的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中华文化所维系，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汉语共同体"。从19世纪末起，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汉语文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白话文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和拼音化运动，其中拼音化又和普通话密不可分，可以视为普通话的书面表达。这三个运动的成果，就是今天的现代白话文、标准简化汉字和普通话/汉语拼音，它们共同组成了现代汉语文。
在近代以前，古典文明的知识精英与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这两个群体是分开的，精神上是隔离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近代汉语文改革之前，汉语的书面语是文言文，口语则是与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相分离的各种方言。掌握文言文的少数知识精英，和绝大部分目不识丁的群众，这两个阶层是分裂的。而知识精英和群众分裂的结果，就是面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知识精英无法联系群众，群众只能自发斗争。
近代汉语文改革使得大规模的扫盲成为可能，而扫盲的最大意义，就是打破了精英和群众之间的藩篱，让知识精英的各种思想能够传递到群众那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有了大规模发动群众的可能。近代中国革命和作为其成果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以白话文为工具，深入群众、大规模发动群众所得来的。
解放初期，妇女背着孩子参加扫盲识字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