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复旦86岁最“激进”校长逝世,卸任后任英国名牌大学校长

2022-08-09 13:39     中国新闻周刊

复旦86岁最"激进"校长逝世:曾鼓励名师上基础课,学生上午作弊下午退学,卸任后任英国名牌大学校长

1998年初,杨福家开始了第二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任期。也就在这之后不久,他萌生了去意。一方面,一些事情让他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另一方面,他渴望回归到自己热爱的学术研究中。1998年8月,他向上级组织提出了书面辞职请求,12月获批。1999年初,他正式卸任。

很多复旦老人觉得,相比前任校领导的治校风格,杨福家显得更"激进"一些,他的这种"激进"或者说"前沿",来自于他开阔的国际视野。

2022年7月17日,86岁的杨福家在上海病逝。

曾与杨福家搭班子的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福家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校长,留下的最主要痕迹就是引导复旦开拓国际视野,建设"开放型大学"。他的一些理念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或许主要价值在于激励,放在现在的背景下则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杨福家是在今天担任校长,他的蓝图可以画得更精准,可以直接盖房子了。"程天权说。

2014年,杨福家(左二)率复旦大学师生赴美拜访李政道(右二)。在杨福家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李政道在复旦等四所高校设立了大学生学术研究资助项目,受资助学生有的已成长为著名学者。图/受访者提供

"哥本哈根精神"

哥本哈根,是杨福家心中的"第二故乡"。

他曾说过,如果没有去丹麦,后面很多机会都是不会有的,一生中的这两年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但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大学四年,杨福家是公认的学习尖子,同时也是团支部书记、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当时大学改教俄文,但他出于兴趣,常到图书馆看狄更斯的《双城记》等英文原版小说。他在上海格致中学打下的英语基础没有退步,还熟悉了欧美历史文化。

1958年,他毕业留校,参与了筹建原子能系(对外称"物理二系")的工作。1960年原子能系正式成立时,学校破例提拔一批政治、业务双冒尖的青年教师,年仅24岁的助教杨福家被任命为副系主任。

1962年,邓小平大胆提出了"往西方派"的设想,得到中央同意。1963年,中国与丹麦签署科学交流协议,派遣两名中国物理学家去丹麦进修。

经过层层推选,杨福家成为了候选人。1963年2月,他与其他40余名赴西方国家进修的候选人一起,集中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为期半年的英语培训。

学员按入学面试成绩编成两个班,杨福家分在了程度较差的二班,与来自北京大学原子能系的陈佳洱成了"患难之交"。两人决定,从现在起交谈不再讲中文,"洋泾浜英语"讲到底。

五个月后考试,二班13人中有4人通过了考试,杨福家和陈佳洱都在其中。陈佳洱被派往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杨福家则被派往丹麦的玻尔研究所。

玻尔研究所即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由诺贝尔奖得主尼尔斯·玻尔创办,在物理学界几乎享有朝圣般的地位。玻尔爱才如命,曾到处物色有希望的青年来所工作,被誉为"科学国际化之父"。他于1962年去世,研究所当时由他的儿子奥格·玻尔主持。

1963年10月11日,杨福家和来自清华大学的张礼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了哥本哈根。

他们到的那天正好是周五,研究所例行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日子,他们还来不及去报到,就被直接从机场带到了举行讨论会的阶梯大教室。奥格·玻尔和本·莫特逊都在场,讨论气氛极为热烈,这两人后来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福家从事的是实验物理,他与一位丹麦学者合作,在研究所的串列加速器实验室工作,以检验奥格·玻尔和莫特逊对一种核运动状态所做的预言。

他在这里的身份是博士后研究员。该所来自世界各国的50多位学者大都是货真价实的博士,只有他实际上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又来自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因此精神压力很大。他工作很拼,通宵做实验是家常便饭。

半年之后的一天深夜,在连续工作40 多个小时后,他终于等到预期的信号,实验成功了。研究所对他的工作很满意,邀请他将访学时间延长一年。

在玻尔研究所,人人笃信曾在这里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大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名言:"科学扎根于讨论。"所里有一块大黑板,黑板前总是围着人。

1964年,海森堡来研究所领取"玻尔奖",杨福家聆听了他的演说。他说,和尼尔斯·玻尔的一次散步讨论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散步。那一次,21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去听刚获诺贝尔奖的玻尔演讲,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玻尔一听就知道打中了要害,会后邀请海森堡一起散步,向这位年轻人请教,并邀请他来所里工作。

在杨福家看来,餐厅是研究所里的最佳学习场所。餐厅的菜式很简单,他甚至怀疑丹麦人连鸡蛋都不会做,下面的架子倒是很漂亮,大家都把白煮蛋放在上面,用勺子敲开壳吃,"弄来弄去就这么一个蛋"。但是那里却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他很少去图书馆,觉得图书馆里都是老的知识,要学习最新知识不如向餐桌边的人请教。

所里社交活动频繁,杨福家一周少则两三晚、多则四五晚要受邀参加。研究所的50多位外国学者中有30多个美国人,他一开始有顾虑,但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鼓励他,要多了解丹麦的社会和文化,广交朋友。

这些讨论和活动,让他的英语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各界人士纷纷来访,这些西方科学家在复旦甚至上海的演讲大都由杨福家担任口译,前后有近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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