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祐樘在执政期间勤勤勉勉，为明朝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使明朝曾一度中兴，他也因此赢得后人的赞赏，被后人称为明朝中兴之主。
明孝宗与张皇后
不过在后人看来，既然是中兴大明，那大明肯定是个国泰民安的景象，其实不然。古代是个等级森严的时代，且生产力极为低下。不管百姓怎么努力去开荒生产，他们的收获除了被统治阶段剥夺之外，几乎所剩无比，难以养活自己。所以，古代的盛世一般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的，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明朝弘治时期的中兴也大抵如此。
在弘治时期的南方边陲之地，叛乱更是不断。不过，南方边陲之地是个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当地的叛乱与明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为保障南方的稳定，对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普通沿用了元朝时的土司制度，包括云南、贵州、两广等地区都是如此。这些地区名义上都是属于大明的领土，实际上统治权却归当地的土司所有。大大小小的土司都有自己的地盘和百姓，土司只需要定期向朝廷朝贡，并听从朝廷的安排，朝廷却不能干涉土司的统治权。另外，这种土司制度还是世袭的，这使得土司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
明孝宗
明朝实施这样的政策是有难言之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1.少数民族对明朝朝廷并不信任，相较之下，他们更信任当地土司；2.当少数民族发生叛乱时，朝廷派大军征讨，不管胜负，大军都是劳师以远，耗费无数，且无法长期驻军，不形成威慑力，反而给朝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果当地的少数民族经常叛乱时，朝廷就无可奈何了。朝廷通过土司来控制这些地区，可以保持地区的稳定性，不会给朝廷带来负担。
不过，朝廷并不甘心这些地区掌握在土司手中，这些地区毕竟也是明朝正式的行政区域。朝廷会在当地设置一些官职，并派遣官员去任职，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并采取各种手段，逐渐夺取土司的权力。这些官员被称为流官，这种制度也叫改土归流。明朝还采取了一些与改土归流同步的措施，以抑制土司的权力。
明孝宗
明朝在这些地区实行卫所与土司相结合的军制，即在当地设立卫所，并派军队驻守，加强对当地土司及百姓的震慑。朝廷还会以各种高官厚禄和爵位来拉拢一些土司，使其倾向于朝廷，并使各土司之间产生矛盾。
不过，明朝的改土归流政策实施的步伐并不大，实际效果有限，一些地区甚至产生了反效果，以至于南方边陲地区叛乱不断。明朝虽派流官去任职，但山高皇帝远，流官并不能感受到朝廷的支持，且流官的权力也没得到拘束。于是，流官会因个人利益等多种原因与当地土司沆瀣一气，加大对当地百姓的剥削。弘治朝有两场大规模的叛乱就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贵州米鲁之乱和琼州符南蛇起义。
明孝宗
弘治十一年，当地苗族土司隆畅和妻子米鲁产生矛盾，米鲁与另外一名土司阿保好上了。隆畅知道后，率兵攻打阿保的地盘。米鲁大怒，与阿保合伙去攻打隆畅，杀死了隆畅。之后米鲁看事情闹大，扯旗造反，对抗朝廷，进而演变成一场震慑西南的大叛乱。米鲁攻占了贵州的普安州和安南卫，明朝战死的将领包括贵州右布政使闾钲、按察使刘福、都指挥李宗武、郭仁、史韬、李雄、吴达等数十人。
明孝宗看到局势不妙，临阵换帅，由左副都御史王轼督贵州军务，出征米鲁。王轼调集广西、湖广、云南、四川等附近的兵力共八万人，花了半年时间，最终平定米鲁叛乱。米鲁之乱前后历经三年时间，米鲁的兵力达数万人，可见这次叛乱的规模之大。
明孝宗上朝
琼州符南蛇起义发生于弘治十四年夏季，儋州七方峒(今白沙县)黎民，不满官府征求额粮的压榨，在符南蛇领导下爆发起义。明朝在海南岛实施的是"以峒管黎"政策，即海南岛任命流官，黎峒则由"峒首"治理，所谓的峒首就是当地的"土司"。
弘治十三年（1500年）春，琼州大旱，到了八月又遭大水灾，粮食欠收。琼州知府张桓贪婪成性，与七坊峒首符那月勾结，对黎民横征暴敛，要求黎民年纳八百余担。在符南蛇的领导下，琼州三州十县黎民起兵造反，先后围困儋州、昌化、临高等地。朝廷一开始派两万大军征讨，被符南蛇击败，使得符南蛇的声势更大浩大，其兵力甚至达十万之众。
明朝大臣
弘治十五年（1502年）九月，明孝宗朱祐樘调遣毛锐领十五万大军去平叛。毛锐历经四个月，才最终平定符南蛇起义。
这两场叛乱在当时来讲，可谓是声势浩大，震动朝野。事实上，在整个明朝270年时间里，明朝南方边陲叛乱不断，而且都是声势很浩大，例如成化年间的广西大藤峡之乱、万历年间的杨应龙播州之役等。这些都表明明朝对南方大片地区虽有名义上的统治权，但实际上朝廷无法对这些地方实行有效的管理，也表明明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效用并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