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聚集资源要素、助力乡村振兴的客观需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富裕并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将人才、产业、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导入乡村并留下来发挥作用。然而由于种种现实层面的原因，我国乡村地区还不能有效承载并聚合这些资源要素，这便需要县城的助力。
从空间地理上讲，县城与田野乡村紧密相连，且县城的经济社会各方面条件要普遍优于乡村，而城镇化的推进可以帮助县城更好地聚合各类资源，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继而辐射带动乡村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农民在县城工作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在享受城镇生活的便捷性与舒适感的同时，也可以兼顾家庭责任和农田耕种。
正因上述种种原因，此次《意见》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既从顶层设计层面肯定了我国县城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大众的目光不要只盯着大城市，又指明了不同类型县城未来的发展路径，包括县城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的重点任务，还详细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县城，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县城，我们要怎样去发展县城"等问题，有利于各界人士对县城的后续发展形成良好的预期，对于很多人的工作生活选择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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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县城城镇化，首当其冲的发力点自然是基建。
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县城的基建投资力度长期弱于城市。Wind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完成总额一直都是县城的5~7倍，而县城人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仅为城市的1/2左右，足以证明县城基建仍有巨大的布局空间。
事实上，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逐渐面临"三重压力"，而今年年初又出现俄乌冲突和疫情反复两大挑战，我国一季度GDP 4.8%的增速与全年5.5%左右的目标存在不小差距，稳增长的压力可谓有增无减，亟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考虑到在疫情环境下，促消费手段的见效进度很可能不及预期，故而加码基建便极为必要。
在此背景下，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适度超前基建投资"，到今年4月底财经委会议专题讨论"全面加强基建体系"，充分彰显出决策层对于基建稳增长的共识。近期有关部门纷纷谋划"具有一定规模效应（量大）和可推广性（面广）的投资载体"，而县城基建又存在巨大的布局空间，此时加码县城基建投入便再合适不过。
根据《意见》的相关内容，县城建设的具体方向涵盖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市政设施、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等方面。落实到具体的基建项目层面，大体可以从如下方面予以发力：
（1）产业类基建：包括产业配套设施、商贸物流网络（物流中心）、消费类基建（商圈）等；
（2）市政设施：包括交通设施（道路/停车场/客运站/充换电站）、防洪排涝和防灾减灾设施、老化管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数字化改造等；
（3）公共服务类基建：包括医疗卫生（含中医院）、学校、养老托幼场所、文化体育设施等；
（4）环境质量基建：包括历史景观保护、生态绿地系统、绿色建筑、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
（5）县乡衔接：主要是基建向乡村延伸，如管网延伸、医疗卫生共同体、城乡教育联合体、县乡养老服务网络等。
需要指出的是，发力基建绝不是县城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虽然城镇化的外在表现是城镇规模的扩张，是大片的土地被改变为"城镇建设用地"，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归根结底，"人"才是城镇化的核心。诚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所言：
"我们必须从'把城市看做是城市中的建筑'这种倾向中摆脱出来。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
按此逻辑，推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应在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配置前提下，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不仅要让农民进城实现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还要实现身份的转换，实现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系列由乡到城的重大转变。换句话说，县城的城镇化建设，需要针对"产城人"的综合发展全盘考虑，绝不是简单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实现的，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也必须要做到共同配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