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1年，大唐玄宗皇帝命鲜于仲通领兵八万征讨南诏，结果六万军马覆灭于西洱河畔；公元754年，唐将李宓再领七万大军复攻南诏，竟无一生还。从上述两场战争的结果来看，南诏简直就是唐军的天然克星，事实上这个以今天云南省为主要统治区域的奴隶制王国在公元八世纪的确是与大唐、吐蕃、回鹘并列的东亚四大军事强国之一。与大唐和南诏这对生死冤家格局相仿的还有宋朝与大理，然而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鲜与大理有过冲突，前后对比之下我们不禁疑惑：为何宋朝与大理能够始终和睦如初呢？
从君王的个人能力上说，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确实算得上一代英主，但即便雄才伟略如赵匡胤也不对大理轻启战端，这就不得不牵涉到从唐朝延伸到宋朝的"云南恐惧症"了。其实无论南诏还是大理，在元朝将其纳入中华版图之前，这里与中原王朝完全就是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两种社会形态。南诏时期，尽管从文明发展程度上说，云南远不及中原地区发达，但当地民风剽悍，尚武之风却远胜唐朝。
及至开元天宝年间，大唐国力达到鼎盛，四处征战的唐军更是把疆土拓展到了遥远的西域，然而在面对南诏这样一个西南蛮夷小邦时，鲜有败绩的唐军却接连两次大败而归，两战之下共计折损精锐十三万人。如此庞大的数字在一千多年前的公元八世纪，即使雄厚如大唐也很难吃得消，于是接下来就有了安禄山自北部边境发起的叛乱，盛唐繁华一去不返。面对这样沉重的历史教训，熟读史书的赵匡胤不可能不引以为戒，更何况终宋朝始末，大宋的武力始终不能与唐朝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