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栗乾晋，大家都爱叫我老栗，因为1968年出生的我，确实到了被叫老栗的年纪了。
五十余年的人生里，我进过体制内，管过乡镇企业，做过煤炭生意，北漂时苦头吃尽……赚了点钱之后，又开始跟风做互联网生意，这门生意不仅让我把之前挣的钱烧完了，还让我患上了抑郁症。
2019年，51岁的我决定出国创业。在俄罗斯待了40天之后，又转道去了亚美尼亚。没想到，一直待到了今天。
这是我几个月前在亚美尼亚的阿尼古城旅行时拍的照片。
我出生在哈尔滨阿城县的农村。父母在农忙之余，夏天卖煎饼，冬天编草帘子、编炕席。能干的父母，让我和妹妹从小就能吃饱穿暖，没饿过肚子。并且还让我们都上学，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非常了不起了。
这是我2014年回东北农村老家时拍的家乡雪景。茫茫雪原，是我关于故乡最深的记忆。
我8岁开始上学，小学四年级之前，经常语数双百。可这一切在四年级发生了改变。一天课上，后排两个高个儿男同学调皮打闹，被老师一顿暴打。当老师推搡着那两个高个儿男生从我身边过去时，我没忍住乐了，老师转过来一把拽得我双脚离地，棉袄扣子都给我扯掉了，照着我的后背猛抽两鞭子，再照肚子一拳，直接把我打吐了。从此，我就对上学这件事产生厌恶感。学习自然而然地下滑，再没考过满分。
初中三年，我留了两级，都是因为英语。英语老师经常揪着我耳朵说：“你现在不好好学英语，你将来出国去咋整？”我想：“我好好的，出国去干啥，我出得去吗？”压根儿想不到多少年后，我还真就出国了。但是他揪我耳朵也没用，我到现在会说的英语也不超过10句。
小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会生活在一个纯外语环境里，随便买个啥，包装上、小票上的单词我都看不懂。
从八九岁起，我就开始做生意了。我的第一单生意是做冰棍，家里买个冰棍模子。我把粘大米熬成稠稠的粥，放点面粉，放点白糖，再放很少的一点奶粉，一两滴香精，放模具里，一晚上就能冻个三四十根。一分钱一根，有小朋友来买，就一分五两根。一冬天下来，我挣的钱就可以给自己买双3块8毛钱的大头鞋了。
到了八十年代，我上高中，每年就能挣个三四千块钱。咋挣的？我们学校旁边有个印刷厂，他们老有废页子（废弃纸张），比报纸白亮。我就和一位女同学合伙，把这些废页子低价回收进来，放假时拉回老家，卖给村里人糊墙用。一攒几车，一车就能卖几百块钱。讨价还价、认称、记账，都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这位女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再后来，成了我前妻。
1989年，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这时候，我们阿城县改成县级市了，市里给我们每个毕业生都写了封推荐信。拿着这个推荐信，就能回自己户口所在的乡、镇政府，谋个公职，我被分到了土地所。才工作八九个月，小组的其他人收了1万多块赃款，还被判了刑，小组就解散了。就没事干了，咋整？领导说，乡镇企业缺个出纳员，要不你上那去？我就去做几年出纳员，应收、应付、折损、损耗、代号材料啥的，一共三十多项，我能看懂了。
1990年，我当上了车间主任，工厂分厂要搞承包制。我凑了1万8，承包了个电镀分厂。我和媳妇儿一把伙儿整企业，到年末结算，承包15个月，亏损了7万，就只能破产了。银行催债的时候来找我要，信贷员说，你不还我，我就收你家房子。可是靠我每个月97块钱的工资，养活全家5口人，再还那7万块钱，得还到猴年马月去啊？大家都觉得：欠七万块钱，这孩子完了，这辈子也干不起来了！
我妈说：“我把房子卖了，你们两口子拿着钱去城里。有人要债呢，我就说，人没跑，但情况很差。”1992年，把两岁的女儿往丈母娘家一放，我们两口子就带着卖房所得的两万块钱去了县城。我妈和妹妹，租住在农村的邻居家里。
女儿上学前是跟着她姥姥长大的，姥姥经常抱着她早上到县城来，晚上就回去了，一周也能跟我们待两三天。
到了县城，我俩也不知道做啥。心里没底儿，看啥做啥都怕亏损。 意外发现卖煤能挣钱。运气好，差不多一年半，到1993年底的时候，欠的7万就还清了。1994年，刚过完年，我就自己买了台货车，一天挣一两千很容易。外面欠我好多债，砖厂、水泥厂、学校买了煤，没钱给，都拿房子抵押。这一圈儿下来，连我自己住的房子，我手里一共有七套房，还有100多万。我一个农村孩子，真没想到自己能奋斗到这个样子。
苦日子过够了，也想过点像样的生活。我花一万多，手里拿台飞利浦手机，腰里还挂两个BP机，可有面子了，整天都意气风发。到1999年，煤就卖不动了。后来又折腾了不少生意，运气没以前好，都赔了钱。比如去木材市场租了个摊位，做木材进口生意，投资很大但没做起来。没多久，“非典”又来了。这几年把之前挣的钱都赔得差不多了。在东北做不成生意，我只能另找出路。
我有个朋友在北京，是我的屯亲（同一个屯的乡亲），之前在老家特别特别困难，到北京待了十几年，食品生意做得很大。他母亲和我母亲关系特别好，在我做木材生意之前，我母亲就被他母亲劝动了，要去北京看看，上他家住了一两个月，实际就是替我考察环境、寻找后路。母亲给我带回来的信息是：人家小学都没毕业，也能在北京扎下根把生意干得很红火，你的基础比人家好，人家能干的你肯定也能干。
2003年八九月份，“非典”刚结束，我就到北京找机会。到了之后，我先住在朋友家，帮他送货。帮朋友送了一个多月“天津麻花”之后，我去新发地租了个15平方米的房子。月租200块钱，然后花350块钱买了个人力三轮车。再买个废旧高压锅，上面绷个铁盖子，还不会骑三轮，就连推带蹬地开始沿街串巷卖爆米花、削菠萝、削哈密瓜。好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块，不好就二三十块，一个月能赚个1500块。
这些散活儿干了快三个月，攒的钱就够我去租个摊位了。摊位月租金700块，一交交仨月，合同一签一年。每天早上两点多骑到新发地批发菜，四点多到菜市场。早上卖完菜，下午就开始爆米花、削瓜。也帮人发传单、卖发票，帮人吆喝顾客住宾馆。这样，一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我也得以认识了很多一年挣一两百万的小老板，他们的生意触角遍布北京。他们也没多少文化，胆子大、江湖气浓、有匪气、有痞气，这样的气息正好跟我合得来。
摊位签了一年，但我才卖了三个多月，就不干了。理由是卖菜太累，我也逐渐失去兴趣了。最重要的是，我一下从百万富翁到穷光蛋，落差太大，整天就急着翻盘，攒点钱就寻思着换个地方干点别的，老想快点赚大钱。帮人盖房子、办点事、跑个腿、蹭个饭，就这样来回倒腾，啥都干。我也跟风卖过服装尾货，卖过运动鞋。还经常去展销会上卖德化瓷残次品，卖收藏品、卖假玉、卖树脂摆件……做过的买卖自己都快数不清了。
钱一倒腾不过来，我就把当年卖煤收的房子卖一套，我媳妇儿在家钱不够用了，也卖房。2005年底，我决定不回家过年了，媳妇儿也没来看我，再加上这几年两地分居，我就感觉我的婚姻出问题了。2007年，女儿一考上大学，我和她妈妈就离了。我把手上挣的万把块钱留给前妻，自己又回北京了。
我和另一个以前的女同学成了很好的生意拍档。她很有能力，我俩合伙做起了品牌服装生意。
做服装生意时，我经常四处跑去参加服博会。全国和服装相关的产业基地，我都跑遍了。
靠着之前的人脉和生意积累，这次回北京后，几年折腾下来，我挣了近两千万。
到2012年，我突然对互联网产生了浓厚兴趣，老琢磨能不能开个互联网公司。在参加服装行业的活动时，也老跟人聊自己的一些想法，恭维的人占多数，一下把我捧飘了。
这是2014年春节，我给母亲买了件新衣服，她开心地试着新衣服。
2014年，全国新起了一股创业热潮，而互联网又是其中最热的行业。在这种背景下，我，一个在当时只会发短信、玩微信的人，满是憧憬地开了家互联网公司，进入了完全不熟悉的领域。
2014年冬至，我给员工们订了饺子。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团队组建起来了，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劲头。
我做过网络商城、也做过游戏平台。但我不断犯错，最大的错误是：把钱和精力全部投在了pc端，而没做移动端。到2018年，我手里的钱就几乎花光了。
而且，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我就饱受抑郁症的折磨。闯入这么一个完全不熟悉的领域，自己的能力老跟不上，还有那么多人跟着我吃饭，工作太忙、休息不好就老酗酒……
各方面的压力压得我踹不过气，最主要的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没法突破困境。时不时，最令我懊悔最令我心痛的一个“如果”就会冒出来：如果当年在北京天通苑买了房，现在都值上亿了，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房租，比一般的上市公司都赚钱。
我没多少照片，也不常发朋友圈，但2016-2018年，我发的朋友圈里，很多都是这种明显情绪不好的状态。
我当时住13楼，33层是顶楼，我三天两头就要往那去一趟，每次在上面抽一阵闷烟，又下来了。直到2017年的一天，我打算从33楼楼顶跳下去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过了这么句话：“你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失败？”想到这，内心就平静多了，安安静静地抽了阵烟，就下楼了。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上33楼，但确定是最后一次。
2018年8月，结清大部分员工的工资，处理完公司所有事情之后，我欠供货商、网商贷、几张信用卡，加朋友的钱，总共差不多100万。九月底，我就收拾着回东北了。我妈在老家有个小旅馆，我和前妻分手时的那个房子也还在。我妈说，你都这年纪了，就老老实实守着小旅馆，慢慢还那100万吧。我人是在小旅馆待着了，可我看不上这个生意。每天都很郁闷，往床上一躺躺24小时，成天把自己喝醉、刷手机。躺了几个月，又开始琢磨接下来干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