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只有我知道他有巨大潜力”
孤独症，又称孤独性障碍，是一种起源于婴幼儿期的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因孤独症患者自小表现出独有的行为特征，如语言理解和表达的困难、难以与周边的人建立情感等，人们给他们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来自星星的孩子。
但对于漆黔生而言，养育一个孤独症儿童的过程毫无诗意可言。
孤独症确诊并不容易。起初，儿子三四岁说话仍不利索，漆黔生以为是语言发育迟缓。当时国内对孤独症了解较少，许多孤独症婴儿被误诊为智力落后、多动症、精神分裂症等等。漆黔生在信里几次拜托哥哥寻找小儿科的大夫，尤其是“心理卫生方面的”。
随着时间推移，发育异常越来越明显。1997年，儿子9岁时，漆黔生判断他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孤独症。
漆黔生托哥哥去找内地最早发现并确诊孤独症儿童的陶国泰教授，寻求问诊。那封信的落款写下以后，他似乎未能平复心情，又加上了几句字迹潦草的话：“孩子长得惊人的美，在一起感觉到非常好玩，实为不幸之至！！”他给哥哥寄过孩子一周岁的照片：一双眼睛大而明亮，脸蛋圆乎乎的。
随后的信里，漆黔生开始跟哥哥谈到孤独症的基本常识，并提到唯一的康复方式是“训练教育”。他认识了“星星雨”，内地第一家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服务的民办教育机构，他给其创始人写信，学习孤独症孩子的训练方式。
以前独身时，漆黔生的信大多简短，偶尔有生活意趣的迸发：在进城的火车上，听到别人播放梅纽因演奏的帕格尼尼小提琴曲，他觉得实在是好，便写信让哥哥帮忙找磁带和曲谱。
自从漆小明确诊孤独症，这样轻快的表达几乎不见，漆黔生的时间彻底被儿子占据。
他每日五点半起床，七点四十五分把儿子送到附近一所普通小学的座位上，上两个小时课以后接回。
在普通小学上学，儿子的书本基本没有打开过，倒是有一回眼角带着淤青回家。他调查后知道，儿子是被别的小孩逗弄、揪伤了。“小狼崽子”，他在信中骂欺负儿子的小孩。
坚持上了5个学期后，漆黔生带儿子回家了。他认为儿子上普通小学“毫无用处”，因为“那里的老师不会费这个劲去催促”孤独症儿童学习。
“只有我知道：他是有巨大的潜力的。”漆黔生自己在家教儿子数学，刚开始以每天一小时的进度上完加减乘除。“按别人看他这个样子，即便是1+1=2，他也不可能知道。我却能抓住发现他尚能够（将）小学数学进行到如此程度。此我视为我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训练成绩。”他在千禧年之夜给哥哥的信中写道。
漆黔生认为，学会加减乘除，对于儿子“也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一，但远不及语文重要”。可惜，儿子的语言障碍极大，而他“毫无办法”。
他一直在寻找针对特殊儿童的培智学校，但昌平区没有。其他区的培智学校招收外来学生，需要近三万元的赞助费，且不能寄宿。1999年他给残联写信，得到回复：关于残疾人的规定中无孤独症一项。直至2006年，孤独症才首次被列入精神残疾类别。
漆黔生在信中倾诉孤独症孩子上学难。（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3“我们二人是共生体”
昌平区南口镇距离居庸关不过八公里，抬头便能看到远处的太行山余脉，冬天还覆着薄薄的积雪。
它是军事、铁路重镇，百年前，京张铁路在这设站停靠。1990年代，好几家大型国有企业维续着这里的繁华，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工厂、鹿牌暖瓶厂、玻璃厂、北京钢圈总厂等，每个厂子都有一大片职工住宅。漆黔生住的一居室，也在南口工厂职工住宅区里。
在南口，漆黔生很有名。人们称呼他“老夫子”，意为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说起他的人都记得他是高度近视，戴的眼镜镜片很厚。居委会主任李富强曾听学校的老师说过，漆黔生对数学颇有研究，甚至接近数学家陈景润，“就是没有造出那颗‘珍珠’”（陈景润被誉为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邻里都记得“漆老夫子”很怪，他很少带小明外出，出去则总牵着小明，“不撒手”。在集市买东西，他只买馒头不买菜，也不和人说话。“家里不开火，那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一位南口老职工说。
在给哥哥的信中，漆黔生吐露了“不开火”的苦衷：“孤独症者有一种‘他们的东西放置地方不能动，一动便掉了魂似的’情况，一切被其‘管辖’之物，似‘冻结’而不准旁人挪动。”如一个碗放在桌上某一位置，当漆黔生挪动碗到另一位置时，小明便将碗“来回来去地在这两个位置之间迅速移动不止，颇像精神病学上所谓‘强迫行为’”。如果小明也像这样摆弄电和煤气，将非常危险，“以至于我不能在厨房做饭，只好买着吃”。
老同事荆凤祥住在隔壁楼，平常总是看到小明在窗台上，挥舞双手，咿咿呀呀地叫唤。“可惜了这孩子”，荆凤祥至今仍觉得，如果漆黔生让小明从小出去接触人，语言功能发育好，该不会是这样。
漆黔生却向哥哥这样描述他和儿子的关系：“我本人似乎也变成了他‘管辖’的范围之中的‘物品’。一切开闭门窗，冰箱，门，抽屉，抽水马桶等均之需叫他去做，否则便跟我没完——来回来去折腾，我之看书、上厕所，总之一切均受其控制，例如看书要令我躺在床上，名之为‘休息’，上厕所则须叫他去盖上马桶上的环状盖等等。简直是‘失去自由’。”
“我现在连到城内等走动一下都有困难。”漆黔生说，“我们二人是‘共生体’。”
漆黔生深知，应该让小明“脱离我这个‘老伴’进入那个错综复杂、千奇百怪的社会。因他有也该有更长得多的生活时间”。但他无能为力。越至老年，漆黔生越是担忧自己“走”了以后怎么办：“他的未来，在我想象中也就是这样一种极惨的图景，那是怎样一幅图画：你的亲生儿子或被称为‘活人的垃圾’中的一员！！而这又是怎样一个美丽、动人的孩子！”
漆黔生要找到一个安顿儿子的地方。在千禧年之夜的那封信里，他第一次提到将小明送进福利院。“前日×兄来信说：让孩子进‘福利院’（如果有且可以进的话）以便保命，但我从情感上、职责上又难以接受此种做法。”
事实上，他后来带着小明上过几次敬老院。“冬天来过，夏天也来过，得有三四回吧。”当地一家民营敬老院的院长孟凡水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小明那时候十七八岁，个头很高，还没长胖。漆黔生要矮上一个头，在前头牵着小明走。父子俩都灰头土脸的，冬天的衣服因油渍显得锃亮。他们试吃过敬老院的饭菜，终究没有入住。
漆黔生的顾虑很具体：儿子的语言训练没有进展，也没有主动性，什么事情都是叫一点做一点，吃饭吃一口便跑掉，要大声叫唤再跑回来吃一口，11岁依然如此。他不认为福利机构工作人员能像孤独症患者的父母那样不断去催促，“那是十分累人的”。
孟凡水理解这位父亲的顾虑：他们这家敬老院并非专门针对孤独症患者设立，孤寡老人、肢体残障者、智力障碍者等各种弱势群体都收，许多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愿入住。“附近的一个老头来了几回也没入住，最后是喝醉以后，一个人躺在大街上，被民警送来的。”
孟凡水任院长的敬老院，照片摄于2022年2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