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小甜的身体里，仿佛藏了两个“汤小甜”，一个是如今的她，一个却永远停留在15岁，“孤立无援”：“如果能让那时的自己知道，我是她的依靠，该有多好啊。”
▲2022年1月7日凌晨，汤小甜搭乘国际航班前往埃塞俄比亚。受访者供图
2022年1月7日凌晨，成都双流机场，飞机冲破引力的束缚，呼啸着扎破云层，向着目的地埃塞俄比亚径直飞去。那是27岁的汤小甜工作了4年的地方。
5天后，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检察院以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对她的父亲汤某涛批准逮捕，次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执行逮捕。
震荡发生于一个月前。2021年12月11日下午，深圳北站中心公园一切如常。56岁的汤某涛穿着黑色西装，身材瘦削，眼镜架在白净的脸上。多年未见的女儿汤小甜正等着他。
在这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对话里，汤某涛亲口承认曾对女儿进行过侵入式性行为，并在此前多次触摸尚未成年的女儿的隐私部位。他承认打过女儿，对没给够女儿学费说“对不起”。
错位的家庭，窘迫的青春期，畸形的父女关系——掩埋多年的伤口被悉数揭开。
新京报记者从汤小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陈云莹律师处获悉，2021年12月17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刑侦大队受案，次日，警方传唤汤某涛，9天后，汤某涛到案。
据接近警方的知情人士透露，汤某涛承认曾于2013年在郑州对女儿进行两次强奸未遂、一次强奸既遂。“强奸未遂是他主动坦白的——他自己都记不清是哪一次了。”
汤小甜的身体里，仿佛藏了两个“汤小甜”，一个是如今的她，一个却永远停留在15岁，“孤立无援”：“如果能让那时的自己知道，我是她的依靠，该有多好啊。”
她想为曾经的那个自己，讨一个迟到了十余年的说法。
▲2009年冬天，还没去深圳时，汤小甜在学校的留影。受访者供图
钱
父亲的巴掌落在脸上时，15岁的汤小甜感到天旋地转，伴随着父亲愤怒的责骂声，她耳朵嗡嗡作响。
2009年夏天，为了每年一万多元的大学学费，母亲刘畅用一张硬座车票，把她送上了河南老家开往深圳的火车。独自颠簸摇晃30多个小时后，在深圳的三叔家里，多年未曾谋面的父亲汤某涛，劈手就甩了她一记耳光。
暴怒的种子早已埋下。
汤小甜12岁时考入县重点高中，刘畅一度希望女儿能够进入中科大少年班，为此，在分科时要求她选择理科。然而，逐渐跟不上理科班脚步的汤小甜，最终只考取了一所民办三本院校。
对于这个结果，汤某涛很不满意。他认为汤小甜应该去复读，争取进一所免收学费的重点师范大学。但刘畅坚决不许，对这个“穷怕了”的女人来说，未来，女儿能在19岁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是她“熬出头”的曙光。
钱，是这个破碎家庭经年来的主题，而汤小甜，一直夹在父母毫无转圜的交锋之下。
1998年，已在深圳打拼数年的汤某涛，与身在老家的妻子刘畅诉讼离婚，法院判决汤某涛每月应付150元抚养费。但据刘畅回忆，汤某涛从未履约，“四五年间，总共也就收到过300块。”
“那时我还有工作，每月也有二三百块。”她知道汤某涛嫌小学毕业的自己文化水平低，再加上一个人照管不过来，她选择把4岁的汤小甜送进小学。两年后刘畅病退，退休金每月580元，“但要几个月才发一次，有时候还要借钱。”
彼时的汤小甜搞不懂，为什么自己的母亲不能像别人的家长那样，每天出去工作。她曾在作文里写道，“我的妈妈是30岁的悠闲中年妇女”，母亲看到后勃然大怒，“你是怎么觉得我悠闲的？我明明这么难受。”
在汤小甜的记忆里，父亲是突然出现的。2003年夏天，他骑着自行车，后座放着娃哈哈，跟着母女二人的自行车一直走。
这是刘畅强烈要求下的结果——这一年，9岁的汤小甜考入了县重点初中重点班，书本费、杂费一学期涨到600多元，刘畅辗转联系前夫，向他讨要抚养费，“我不想让他把责任推给我一个人。”
刘畅说，女儿上初中后，汤某涛每年会回老家一两次，每次大多能扔下一两千元，但仍不足以负担开销。于是隔三岔五，这样的场景就会在楼下的IC电话亭上演——汤小甜在母亲的监督下给父亲打电话，但不准以任何形式叫“爸爸”，唯一的主题是，要钱。
“妈妈给我写好了小纸条，我只要照着读就行了：‘给我钱’‘我要钱’‘没钱花了’‘给我买自行车’等等，不会有嘘寒问暖和‘爸爸’。”母女俩捏着话筒一起听，大多数时间，电话那边都是暴怒的，“他用脏话骂我‘杂种’之类的，再暴力挂掉电话。”而这时，汤小甜要面对的，往往是母亲的打骂讽刺。她战战兢兢，“抗拒了会挨打”。
在刘畅看来，当年逼着女儿打电话是“走投无路的办法”。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离婚后身体不好，怕冷、失眠、喘不上气，“有时打着工就躺在了地上”。
在刘畅眼里，自己已经“一切都围着女儿转”了——她不许女儿吃酱油，“因为会变黑”；不许女儿常洗头，“因为易着湿气”；不许女儿剪刘海，“会挡住好运”。
在刘畅的记忆里，那时的女儿是温驯的。“我做什么事也会跟我女儿商量，她没什么不愿意，因为知道妈妈是没办法。”
刘畅为成绩优异的女儿自豪，但汤小甜却觉得无法喘息：“妈妈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宠溺我的——以我无法接受的方式。少数情况下，我还是她的情绪发泄工具，只有听她的，才有好日子。”
父亲
大一的寒假，为了半年前索要无果的学费，汤小甜再次坐3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前往深圳。据刘畅讲，这是汤某涛的要求。“他说孩子大了，想要钱，自己去找他。”
汤某涛在深圳火车站接到了汤小甜。四小时后，两人抵达了汤某涛的宿舍。那是社康中心的顶层。汤小甜记得，父亲让晕车的她先躺下休息。南方潮热，她脱下外套，只穿一件秋衣入睡。那时还没人告诉过她，15岁的女孩，已经到了该穿文胸的年纪。
迷迷糊糊间，汤小甜感到有人从背后躺在了身边，摸她的胸部。是父亲。“我没有反抗，脑子也没办法处理这个信息。”汤小甜还是打电话向母亲求助。“那是你亲爹，没事。”母亲这样回复。此后，谁都没再挑破这件事。
但没多久，身为医生的汤某涛，又“发现”女儿身上的不妥——“底裤上很脏”。他请妇科的同事给女儿做检查，诊断结果是，15岁的汤小甜患上了霉菌性阴道炎。
刘畅至今坚持认为，这是女儿不爱喝水导致的，“我天天督促孩子换衣服，衣服都很干净。”但汤小甜知道，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懂清洗——小时候，她的衣服大多是捡邻居不要的，至于内裤，一条可以穿很多年，后来都打了结。
治疗需要在患处塞栓剂，疗程共20多次。“他说我年纪太小，自己塞药会捅破处女膜，对以后嫁人不好，所以由他帮我塞。”汤小甜依旧咨询了母亲，母亲回答：“他是医生，没事的。”
医生就可以塞药吗？父亲又意味着什么？彼时的汤小甜不清楚。从小，母亲就教育她，“爸爸是坏的，不要见他，不要认他”；15岁时，母亲已经不再干涉她是否叫他“爸爸”，但此时，她已经张不开口了。
最初，汤某涛告诉她，“我对你只是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而且我会很小心，你和别的患者不一样。你看，我的下面都没有翘起来。”但当父亲塞药时，汤小甜还是感到不对劲，“比如塞药时间过长，塞进去的除了药物还有手指。”
有很多个瞬间，汤小甜想从窗口跳下去。她崩溃地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她，自己已经报警。但汤小甜盼望许久的警察，始终没有出现。
2022年1月，刘畅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她在河南接到电话，听见女儿“哭得可恐怖”，她全身颤抖着报了警，但想着“家丑不可外扬”，她对警察说，是女儿遭遇了生命危险，“警察也准备出动了。我问女儿还好吗，她说门现在被她反锁住了。我就跟警察说，我们家孩子没事儿了。没叫他们去。”
“我想他是亲爹。”刘畅嗫嚅着承认，自己当年是不敢相信的，前夫是医生，而医生都是“德高望重”的，怎么会做这种事？“……我现在也谴责我自己，但那时候我没办法。”
而彼时，身在深圳的汤小甜，度过了此生最冷的一个冬天。接下来近一个月，她待在那间卧室，父亲监督她学习，偶尔也会带着她散步、游玩。汤小甜说，猥亵依旧每天都在发生，有时是白天，有时在夜晚。“晚上我想睡觉了，他会打我；不想在那个房间，他也打我；我再反抗，他会打得更厉害。”
快开学时，汤小甜从深圳回到老家，带着汤某涛为她买的行李箱，里面塞满了给她买的新衣服。“母亲笑着跟我说，‘你爸说你总是抖腿，勾引他。’那时的我刚满16岁，虽然懵懂无知，但也意识到，母亲是靠不住的。”
12年后的刘畅，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但她承认，自从女儿进入大学，就不太爱跟自己讲话，特别是2010年寒假女儿从深圳回来，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刘畅当时并没有多想，她寻思，或许是“孩子长大了”。
“活着就有希望”
汤小甜说，如果是现在，自己会立刻寻求法律帮助、固定证据、报警，但是那时，没人告诉她。“我孤立无援，没有勇气不读书，也没有勇气面对揭穿后的异样眼光。”
偶尔的，她也会幻想，些许瞬间里的父亲，才是自己真正的父亲——他会在她年幼时，带着稀奇的水果上门；看她狼吞虎咽地吃着卤味时，流露出一丝心酸的表情；再不然，会唠叨她要像别人一样每天背多少个单词。
大学一入学，汤小甜就申请了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参加勤工俭学，端盘子、发传单、卖衣服、做家教，“在学校擦一个月桌子，只给100块或者150块。”
▲汤小甜的“低保证”。受访者供图
汤小甜回忆，此后，猥亵的情节继续在许多个寒暑假上演，她细弱的反抗也被一次次打压。她说，自己曾跑到同在深圳的三叔家求助，但除了偶尔的一两千块钱的经济援助，三叔没有过问此事；她也曾独自搭大巴到最近的东莞火车站，买无座票从深圳逃回老家。
为了商量研考辅导班的费用，2011年10月，汤某涛来到了汤小甜的大学，在河边，17岁的汤小甜录下了两人的对话。在这段录音里，汤某涛提到了性，说自己“半夜做春梦老梦到你”；提到了接下来的安排，“寒假时到爸爸那儿去，爸爸不会把你搞痛，轻轻地，爱护好我的女儿”；还有对女儿的“爱”——“不要死板教条，爸爸光着身子走去走来的，是让你知道男人，怕你被别人骗了、害了。”他还跟汤小甜说，“就算爸爸现在去坐牢，你一分钱都没有，而且名声还难听。”
“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会对女儿做这样的事，哭得非常厉害。”15岁到18岁之间，汤小甜无数次想过自杀。
她曾求助过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老师讲述自己遭到父亲性骚扰，但老师却建议她“接纳父亲”。她也曾向亲近的同学朋友倾诉，但除了一时的同仇敌忾，更多的是消极反馈，“这事儿你自己处理吧。”
“其实我当时说过要报警，”一位至今保持联系的汤小甜大学好友向新京报记者回忆道，“但觉得真行动起来，就像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感觉自己声音会很弱小。我整个人是蒙的，害怕多过了勇气。”
“有种溺水的感觉，好像自己是在故作姿态，我不希望变成那样。”不想再困顿于这种情绪，汤小甜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她开始阅读大量书籍，搜索心理学相关的资料，她读《活着》和《平凡的世界》，一次次告诉自己：“活着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