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菊和儿子杨家鑫在见面会上合影，这是杨家鑫被拐后，他们之间的唯一一张合影。受访者供图
这场重逢，主角一共两个寻亲家庭。除 38 岁的农民工夏先菊外，还有一对来自贵州的父母。宣布匹配成功后，那对贵州的父母冲上前去，把 10 多年前被拐的孩子抱得紧紧的，放声大哭。候场的夏先菊在台下想，为了给儿子留下好印象，要控制自己。
上了台，她攥紧拳头，汗水就要溢出来，眼泪也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下。她和儿子杨家鑫轻轻地拥抱，合了张影。这张照片成为他们后来唯一一张合影。
她的儿子杨家鑫是 " 梅姨案 " 中一名被拐儿童。十几年前，9 名儿童被张维平等人贩子拐卖，经名为 " 梅姨 " 的人卖掉。2021 年 12 月，张维平被判死刑，" 梅姨 " 尚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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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菊没有看新闻的习惯，但这两年，她会经常打开网站的搜索框，输入张维平和 " 梅姨 "。每次念起这两个名字，她咬牙切齿地形容 " 最可恨 "。
" 梅姨案 " 开庭审理时，她忙家里的事走不开，没去现场。" 好像在电视里才看过的警匪片情节，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人家一步一步地都设计好了 "，她的家庭完全没有招架能力。
她也刷到了孙海洋的故事，觉得这样的团圆稀少而珍贵。她羡慕那些孩子回归的家庭。
2005 年，四川人夏先菊和丈夫杨东竹去广州打工，租住在广州市黄埔区镇龙镇，把 1 岁多的儿子杨家鑫接到身边。那年的最后一天，早上 7 点多，杨家鑫在门口玩，附近的人都去上班了。爷爷出门 10 多分钟洗了下鞋，回来一看，杨家鑫不见了。
报案后，家人给身在广州所有认识的老乡打电话，遇人便问是否见过一个小孩。街道没有监控，在地图导航尚未普及的年代，夫妻二人凭记忆寻着路牌找遍了附近村庄。
他们一大早出门，在村里转上一圈，敲开没锁门的屋子，直到天黑离开。有时，两人错过最后一班公交，回程花 200 多元搭摩托车，用掉夏先菊当时月收入的五分之一。
她家没攒下什么钱，平时饿了就在路边买块饼垫肚子。有次从村里回来，想煮碗面，进了公用厨房才发现自家的煤气罐被偷了，锅也生锈了。
夏先菊瘦了 10 多斤。她以前快言快语，突然不怎么说话了，出门也总忘事儿，还会忘记工友的名字。有流言说她把孩子卖了，她只能解释，孩子丢的时候自己和杨东竹都不在家。
" 为什么非要夫妻两人一起出来打工？" 夏先菊时常问自己。可她想多赚一点钱，给杨家鑫存着读书用。他们最初在离出租屋步行几分钟的工厂做工，那里没有五险一金，后来也没什么活儿了。夫妻二人只能去更远的地方，离家几个月，把杨家鑫留给爷爷。
走的时候，儿子一直哭，她就抱着他一起哭。最后不得不交给老人抱，一旦放下，杨家鑫怕是会跟着他们走。这是儿子留给夏先菊的最后一个画面，在消失前的一个月。
出事那天早晨，她刚下夜班不久，正在睡觉，接到家人电话，从宿舍床上蹿起，摔门直奔男员工宿舍找杨东竹。
他们当时正在广州机场附近的工厂做短工，回镇龙镇要转几趟车。中间还要和老板结算欠下的工钱，从早晨拉扯到下午，才要到一笔钱，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两人从接到电话到赶回家，花了 10 多个小时。
杨家鑫消失后，爷爷几天几夜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琢磨，" 这人到底去哪儿了？" 杨东竹说什么，父子二人都能呛起来，信任与孩子一起丢了。
夏先菊一度以为儿子是跑去超市买东西走丢的。超市门口，有儿子最喜欢的摇摇车，聚集了一堆小朋友。
她无法原谅自己，接儿子来身边是她一意孤行的决定。母亲起初不同意，怕她照顾不好，是杨家鑫给了她信心。他比同龄人长得高，不用人抱，自己能蹦蹦跳跳地走路，说话也清楚，她为此骄傲。
内心更深处的原因是，她曾是留守儿童，熟悉一个人留在老家的感受，遇上不会的作业题，身边的老人没读过书，她不知道能找谁去问。她的童年感受不到父母的存在，她不想儿子也这样。
怀孕时，她早就想好了，是男是女都挺好，自己要带着孩子好好长大。杨家鑫的名字是杨东竹取的，寓意 " 杨家家和万事兴 "，他把 " 兴 " 改成读音相近的 " 鑫 "，希望阖家幸福的同时还能财源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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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菊的人生有一件最后悔的事，那便是儿子消失的时候，她不在身边。" 甚至不知道他朝哪个方向走了 "。他们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连冒充孩子的诈骗电话，都没接到过。
一次去超市，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突然跑到她的眼前，抱着她的腿不走，叫了声 " 妈妈 "。她笑着回，" 你认错人啦 "。等小男孩跑远，她还站在原地。
夏先菊只在新闻里听过 " 人丢了 " 的故事。她中学毕业那年 16 岁，奔着表哥去了福建，有人接送。几年后，她去广东打工，走在街道上碰见过治安队巡逻，从没担心过安全问题。
杨家鑫消失没多久，他们听房东抱怨，才知道楼上一个租户也失踪了，他的房间凌乱，门也没锁。一位老人事后回忆，出事那天租户把杨家鑫抱走，说要一起出去玩儿。但房东不知道那人的真实名字和身份信息，只记得长相。
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在街头，夏先菊总盯着路上乞讨的小孩看，怕遇到熟悉的那张脸，更怕孩子已经残疾。她的月工资不过两三千元，总会掏出一点儿零钱给乞讨的小孩。潜意识里，她希望杨家鑫也能被善意对待。
杨家鑫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十六。这些年，每到农历九月，夏先菊就盯着挂历，盘算着儿子的生日，如果他在家，就能一起吃蛋糕了，想象中的蛋糕上已经有好几根蜡烛。
她做过很多噩梦。一次，她梦到杨家鑫和她一起出门，突然从马路边跳了下去，消失不见。
那时她已逐渐接受一个事实——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个只和她相处了不到两年的孩子很可能不会再回来。她的心愿简化为，只要儿子还活着，健康就可以。
有人劝夏先菊和杨东竹再生一个，他们没吭声。夏先菊觉得自己没办法专心养育另一个孩子，夫妻俩还要继续打工。
两个人都自责，互相吐过苦水，各自觉得自己没有挣钱的本领，就算把孩子接到广州，也没有本事照料。
后来，夏先菊和杨东竹在同一个工厂的不同车间做工，她听丈夫的工友说，杨东竹上班时不怎么爱说话，回到家也只埋头吃饭。
外出打工后，夫妻二人没回过家乡。2008 年，儿子丢失的第三年，她问杨东竹要不要回老家看看，杨东竹和她商量，回去后，两人在当地做点儿本金少的小生意，养鸡养鸭搞农产品也行，总之不再外出。如果以后生活稳定，就再生一个孩子。
他们辞了工作，临走前，找老板拿了 1000 元工钱，还在厂里向汶川地震灾民捐款。当时同在广州生活的杨东竹的哥哥，仍留在当地打工——怕有人得到杨家鑫的线索找来。
出发前一天夜里，下着大雨，杨东竹和夏先菊说，梦见有人要杀自己，准备拿刀放到枕头下面。夏先菊知道，因为儿子的事，杨东竹的精神状态不好。
第二天，他们一起踏上从广东开往四川的 K356 次列车，开车后，杨东竹说要去厕所。
过了一站，丈夫还没回来。夏先菊一个个去敲厕所门，还用广播找人，也不见丈夫。直到后来，她被叫去广东清远辨认遗体，才知道 " 事情已经到了最坏的一步 " ——杨东竹不会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