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王文军走上了刑事被告席，受到了法律的审判。
太原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是公安民警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发生的案件。王文军系依法出警，因周秀云阻拦，与周发生争执，后为摆脱制服周，扭按了周的头部。周秀云持续抓着王文军裤子裤兜处7分钟，属于以轻微暴力方式实施的妨碍执法行为。
其间，王文军对周秀云多次口头警告，周拒不松手。根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第十九条的规定，王文军对周秀云可以徒手制止。但王文军选择实施的扭按周秀云头部的徒手制止措施不当，违反了《规程》第三条、第二十条的规定，超出了合理限度，造成了周秀云死亡的结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本案的具体事实，王文军的行为属于过失犯罪，应当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王文军严重违背警察职责，脚踩周秀云头发，严重侮辱周秀云人格尊严，对被带回派出所的王友志等四人进行殴打，违法强制传唤用手机拍照的案外人，未按规定请示、报批，对王友志等四人进行留置，均系滥用职权。
2016年11月10日，王文军被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其他案件相关人员也受到相应处理。
判决生效后，王文军进入服刑阶段。
“恶警”出狱后实名喊冤
2018年，离五年的刑期还有一年的时间，王文军假释出狱。出狱之后，王文军就开始为自己的案子开始了奔走，希望能平反。
他喊冤的原因，几乎和当年站在被告席上所说的话一样：“我们是依法执行公务，不是去和任何人吵架或打架去了，我们和双方当事人谁也不认识，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们警察的执法需要（受到）尊重，更需要公民的配合和服从，执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我们不构成违法犯罪的关键。司法机关不应该单纯地像处理老百姓打架一样，只要出现死伤后果就给民警定罪，这对我们很不公平”。
王文军告诉记者，7年前的那次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入狱后，儿子也因此辍学过一段时间。母亲为他的案子奔走，罹患癌症，如今已经到了晚期，需要靠玛咖止痛，隔天对胸部的积液进行一次排除。
前半生从军从警，后半生成为了阶下囚，这让王文军以及他的家人都难以接受。“我们全家人都支持我申诉，尤其是我病重的母亲。因此，我不仅是替我自己喊冤，也是替我的家人，更是替我曾经一个战壕里的同事们，如果警察执法都成我这样，那以后谁还敢管事？”
在这起事件中，“农妇讨薪被打死”无疑极大刺激了公众神经，这也是这起案件能够引发如此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是在接受采访，还是在网上发言，王文军多次称，根本就不存在“讨薪”，这只不过是一个谎言，王友志其实是个包工头。那张“断章取义”脚踩周秀云的照片，也根本不是事实的真相。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公开刑事判决书，甚至还公布了当年出警的现场录像。
在法院的判决里，也确实未认定王友志一方和保安一方是因为讨薪起了冲突。法院认定的原因为：2014年12月13日16时10分许，在太原市小店区龙瑞苑工地务工的王奎林、李康等四人购物回来，欲抄近路从工地北门返回生活区，因四人未按工地管理要求佩戴安全帽和胸牌，被值班保安阻拦，双方因此发生冲突。
2019年5月1日，，王文军注册了微博账号，开始公开“喊冤”
但王文军的申诉，在山西省内的司法机关奔波了大半年，寄出去的申诉信等材料都如石沉大海没有音信。这时有朋友提醒他，可以开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到网上喊冤，而王文军一开始比较抗拒，我“当了十四年兵，又当了十年警察，都是按照（体制内）规则去做事”，但后来发现“（按规则）寄出去的材料，根本就没人去看”，他最终选择了上网，注册了微博账号。
目前，王文军微博里可以见到的第一条微博发表于2020年3月28日，是一篇名为《是与非，对与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还附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张图：一张是微信添加页面的截图，内容为“这几天看到周秀云事件，很不爽，很想骂你，但骂你有什么用呢，周秀云已经没了，而你竟然出来了，不敢相信……”；另一张截图则写着：“王文军警官你好，也不知道你的冤情进展怎么样……我为你声援了”。
这两张图，基本代表了出现在王文军微博里的两种声音：谩骂或者支持，而谩骂总体要多一些。
不过，王文军告诉记者，现实生活里却刚好相反，“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对他当初的出警表现表示理解，对他目前的遭遇表达了同情。有一次，刚刚出狱不久的王文军碰到了之前当警察时拘留过的一个人，这人不但没有记恨王文军，反而专门请王文军和他妈妈吃了一顿饭，“虽然钱不多，才七八十块钱，但对我是一种支持，让我感觉很温暖。”
2021年4月13日，王文军向最高检提交的申诉材料获得受理，这天他的心情不错，在微博中写道：蔚蓝的天空，首都给人的，是风清气正的庄严。
2021年4月13日，王文军向最高检提交的申诉材料获得受理，这天他的心情不错
但没过多久，王文军就收到了最高检的短信，“您所反映的问题不属于我院管辖，已将材料转山西省检察院”，案子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山西。
至今8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回音，有时候以为就这么结束了，但偶尔又会收到个‘您所反映的情况正在处理，请耐心等待’的短信，我也不知道是真人发的还是机器人发的。”王文军说。
农妇丈夫称工钱至今未拿回
法院判决书里没有认定事发原因是“讨薪”，也成了王友志心中一道坎。“我们当初就是去要钱的，包工头欠我们四万多块钱，老拖着不给，当天我儿子他们去购物，我特意叮嘱他们去项目部问一下结算工钱的事，已经拖了十来天了，没有佩戴工作牌、安全帽是保安找的借口，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要钱。”
“工钱到现在都没给我结清呢，四万多块钱，最后还是我自己出的钱把别的工人钱结清的，怎么就不是讨薪呢？”王友志说。
对于王文军称他是包工头的说法，王友志更是气愤：“我根本不是包工头，就是靠卖力气挣钱。我们外出干活一般是包活，但是雇主不可能一个个去找工人、结算工资，这样太麻烦，我们就组了一个小组，由我去和雇主接活，结算工钱，工钱拿回来之后是按人头平分的，这能算包工头吗？”
王友志更不理解的是王文军为什么还要喊冤，“我妻子就是他害死的，他凭什么喊冤？”
对于王文军的五年有期徒刑判决，王友志也不满意，“判得太轻了，他不但害死了我妻子，还在派出所打断了我的肋骨，但办案过程中，办案部门始终不让我说这件事。而且我作为受害者没有上诉权，一审后检察院不抗诉，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判决生效。”
王友志称，他对这起事件处理结果不满，为此还曾上访，但“被弄回来了，让我不要再去”。
王友志心灰意冷，再加上身体也变得不好，就一直待在郸城老家，再没有出去打工，也没有再去上访过。他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直到成家立业。幸好当地政府考虑到王友志家的特殊情况，为三个人都办理了低保，一个月总共差不多七八百块，可以维持生活。
周秀云死后，王友志拿到了一笔赔偿，这笔钱王友志一直没敢乱动。2019年，王友志用这笔钱给儿子王奎林娶了媳妇，完成了一桩最大的心愿。在此之前，王友志的女儿也已经嫁人成家。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友志三人的低保收不到了，“不知道是给我取消了，还是什么情况，我去问也没人和我说清楚。”
儿女都成家后，王友志依旧和九十多岁的老母亲生活在与周秀云曾经的婚房里。
王友志家里，胡乱摆放着简陋的家具和各种杂物，多处墙体已经开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