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实施范围越广，影响越深，财富大量的集于朝廷，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显然与王安石的施政理念日趋遥远，却更能符合用兵而先理财的要求。因为在此过程中，王安石时时以宋神宗未能取法先王耿耿于怀，并且随新政之推行，愈感到与宋神宗之间距离难以缩短，这是他屡屡要求去的主要原因。但在宋神宗方面，由于王安石能力高强，在其主政之下，不论充裕国库或开疆拓土，效绩都很显著，自然予以支持。但对王安石期望于他的一些做法，并不同意，只是一味的敷衍。所以王安石毅然辞去相位，回到书斋里建构他的理想世界。王安石退休之后，就写他的自书，自书是什么呢？我们十三经中间有一经叫尔雅，尔雅是来解释其他十二部经典的，让你准确的了解儒家经典的意思。那么王安石作自书，就是为自己的经典作一部尔雅。所以你看他还是在做自己理想的世界。随着王安石的去位和宋神宗对局面的完全操控，新法开始按宋神宗的"宸意"发展。
对于元丰时期宋神宗不用王安石这个问题，流传因为熙宁年间王安石辞去两次相位以后，宋神宗就再也没用王安石了。其他的史书上都是说宋神宗讨厌王安石了，不喜欢王安石，或者是王安石的那个做法被他看透了，等等，这些都是不实之词。实际上朱熹回答他弟子说的是最到位的，"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因为我作为皇帝，要独揽大权，尤其像王安石是作为一个谏臣，经常要指责宋神宗这里不会做，那里做得不好。现在你王安石所有做法我都学会了，我就不需要你了，不需要一个天天在我耳根边唠叨的人，天天要批评我的人。
这是历代君主专制一个共同的特征，再开明的皇帝也一样。朱熹的回答鞭辟入里，而且揭示了一个士大夫与君主关系的重大转变。就是在这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就是某种程度上是共治天下。这种关系的基础，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反对司马光都有独立的人格和操守，他们的得君行道不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当君臣变法的大方向一致时，就可以合作，如果背离了大方向，君臣之间的合作或者是共治就可以终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