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生育假带来的成本问题必须正视，这部分成本全由企业负担显然是不现实的。政策“请客”企业“买单”，不仅不能提高企业鼓励生育的积极性，而且还会造成企业在用工、招聘时有意回避育龄女性的现实。而这也是带薪休假推行多年成效不大的原因。只有政府财政切实分担起一部分生育成本，在减免税费外，补偿企业的雇佣成本，企业才能有意愿配合这项政策的落地。
其次，生育假对职场女性的影响也应正视。浙江新政中明确提出，休生育假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计算工龄。但生育者在休假期间的活由谁来干，休完假之后其岗位还在不在，这都是问题。此外，休了一年半载之后，晋级涨工资是否能通过相应的考核，这一系列问题都是需要斟酌的细节。《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在“修改依据和理由”一栏中就提到，假期过长有可能影响女性就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女性权益。在现代生活和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一个育龄女性较长时间脱离社会，给其恢复工作和恢复身心所带来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
再次，生育假终有休完的一天，其后阶段仍然有幼儿的看护问题。目前，在我国，0至3岁的托幼服务主要由家庭自行承担，社会化、市场化的托育还存在较大的空白。然而，最近一项发表在《社会》杂志上的论文揭示，具有“去家庭化”性质的托幼服务对欧洲家庭生育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反，具有“家庭化”性质的现金补贴并未产生预期的作用。显然，政府加大对托幼服务的财政投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托幼服务共建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更好的切入口。
“三孩”来了，不断走低的人口出生率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有平衡各方利益的方案，也只有这样的方案才能行得通、通得久。
生育假只是提升生育率、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一部分。从大处讲，调整现有住房结构、完善普惠性托育、消除教育焦虑，从小处看，对哺乳期母亲上下班时间的设定更加弹性，在单位等各种场所增加更加人性化的哺乳室等，都需要政府部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加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