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登上热搜。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首次呈现为个位数，创下了1978来的新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也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此外，统计年鉴还显示，结婚登记人数已连续7年下降，2020年创17年来新低。在离婚数据方面，2020年共有433.9万对人离婚，较2019年减少了3616万对。离婚率则是罕见回落，止住了多年来的上升趋势，降至3.09%。
出生率低、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什么？男女比例失衡与低生育率有直接的关系吗？婚姻制度是否发生了新变化？11月25日，时代财经就上述问题专访了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
陈卫指出，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加速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都会显著促进结婚率、出生率的下降。“全世界范围初婚年龄都在推迟，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对于结婚率、出生率下降的影响，陈卫表示，这会进一步加重少子老龄化。在陈卫看来，与结婚率下降相伴随的是未婚同居人数不断增长，与出生率下降相伴随的是人工流产率的居高不下。
陈卫进一步解释道，在西方婚姻与生育之间是弱关系，而在中国则是强关系。西方国家同居，即非婚生育成为整体生育的重要、甚至主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是源于对非婚同居和婚外生育给予承认和保护，并尝试像法律婚姻一样将其制度化。他建议中国也可考虑将稳定的同居关系或事实婚姻给予法律保护，以利于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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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结婚率、出生率还将持续走低
时代财经：人们总爱祝贺新人“早生贵子”，结婚人数下降、出生率低的原因有哪些，两者是交织影响吗？
陈卫：中国出生人数以及结婚人数的变化既体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不同影响。
出生率低、结婚人数下降是一种周期性的人口变化趋势。如果把时间拉长，我们发现在1970年代、1990年代都出现了结婚率、出生率下降地现象，2010年代以来又出现这种下降。所以不能只截取一个小片段大加渲染，而忽视长期性的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正在经历的结婚率下降与初婚年龄加速推迟有很大关系。1970年代和1990年代，初婚年龄推迟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关系，而目前则是在生育政策不断放宽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代表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时代财经：能具体谈谈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发挥决定作用吗？
陈卫：我们通过人口学分解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下降进行分解发现，从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以来，即2013年11月以来，几乎所有影响出生人数的人口学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数下降。
其中包括，育龄妇女规模和已婚比例的下降趋势在持续压低出生人数。2017年以来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促使出生人数下降，而2018年和2019年已婚生育率下降又进一步压低出生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决定的，而婚姻加速推迟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2006年-2017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6.5岁，平均初育年龄由24.3岁上升到27.3岁，均推迟了3年。而且2012年以来的推迟幅度明显大于之前年份。
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
七普结果显示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六普上升14.21个百分点。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长，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六普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中国实行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使得在过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10倍，已经超过50%。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整体的生育率也会明显下降。
时代财经：这些原因是结构性的、难以逆转的吗？
陈卫：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巨大的流动人口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都会显著促进结婚率、出生率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