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最严重阶段，世界上每4个因新冠去世的人中，就有1人来自印度。新增感染人数，印度一国就曾占据全球新增感染的46%，将近一半。尽管国际社会帮助陆续抵达，但情况依旧严峻：缺床位，缺氧气，缺抢救设备。
亲历者描述，很多人都无法得到一张医院病床。在新德里，所有医院人满为患，每张可用的床位都有一个以上病人。那些得不到床位的人，最后死在走廊里或救护车上。氧气瓶和药物被黑市商人囤积起来。无辜的人不得不筹集数千卢比，只为购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
首都情况已然如此。而那里，还不是印度人口最密集、资源最匮乏的地区。有评论说，第二轮疫情大暴发后，印度举国呈现一幅“失败国家”景象，显示出政府职能和治理上的缺位。
贫富分化
第二轮疫情冲击下，印度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再次凸显。
“我日夜赶路，我有什么选择？我几乎没钱和食物。”
3月底，一位刚从古吉拉特邦回到拉贾斯坦邦北部村庄家中的泥瓦匠，向BBC驻印度记者讲述，他在政府宣布全国封锁后不得不长途跋涉徒步回家的艰苦经历。
为遏制疫情蔓延，莫迪政府3月底突然宣布全国封锁21天，而且只在封锁实施前4小时才通知下去。几乎一瞬间，众多工作场所关闭，大量雇主和承包商“消失”，数以百万计民工“一夜之间变成难民”。
因为公共交通停止运行，丢了工作后又无法就地生存，成千上万民工，男女老少都有，不得不日夜兼程走路回家。他们离家有的一两百公里，有的则有七八百公里。
但没办法，只有回到家才能勉强吃上一口饱饭。
巨大贫富差距，当时就被认为是印度无法“封国抗疫”的主要原因。
资料显示，印度1%最富人口拥有印度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而全国一半以上的穷人，仅拥有全国财富约4%。印度赤贫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20%以上。这个巨大人群难以维持温饱，而且生活在缺乏卫生设施的环境之中。
表现在医疗体系上，就是严重两极分化：一边是印度某些方面的医疗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但另一边却是医院人力、设备和药物严重不足，农村人口根本看不起病。
贫富分化这个顽疾，还体现在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多方面。
总体而言，印度社会发展就是经济学家口中最典型的“K型增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有统计说，疫情期间，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身家骤增200亿美元，但另一头呢，不要说贫困群体连吃饭都困难，大量中小企业主也都在复苏线上苦苦挣扎。
安巴尼在孟买的豪宅与当地的大型平民窟，被印媒自己说成是印度贫富分化的“生动写照”。
治理失灵
在宗教迫害、种族歧视、人权打压以及贫富分化等种种现实问题下，印度政府“治理失灵”问题已经显而易见。
一位印度问题学者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现在在印度政坛拥有“绝对统治地位”，不仅30多年来首次长期保持一个党在议会中的过半席位，而且还掌控不少地方执政权力。如此一来，印度长期存在的央地矛盾有了不少改善，至少相对联邦政府相对弱势时期，治理能力提升很多。
但印度政治社会治理需要补的课太多，这点改善无法形成外部对它印象的改观。
国际媒体上的涉印新闻中，类似黑公交轮奸案的事件频发出现。这构成对印度社会治安的印象。而这事实上也反应了现状，并饱受印度社会民众尤其反对党诟病，被归因于政府治理无能。
作为治理失灵的另一表征，印度贪腐问题极为严重。但跟中国近年来厉行反腐不同，印度一些腐败分子即便被绳之以法，也因司法程序漫长并且牵涉政党政治等多种复杂因素，很少受到严厉惩处。
一系列传统治理顽疾难有缓解，抗疫失败以及“莫迪经济学”效果不彰等新问题又来，都在加深民众对印度政府的失望。
以至于印度知名作家阿兰达蒂·罗伊今年在网上致信莫迪，公开喊出了：“我们需要一个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