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学家和化学家乔治·佩特在业界联合发明了一些治疗艾滋病和乙肝的抗病毒药物后，于2013年加入DRIVE，次年，他与同事便开始着手一项与国防有关的项目，目的是找到一种可以对付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化合物。
该研究团队希望找到的化合物，可以对所有的冠状病毒都有效。几经筛选和改造之后，便找到了化合物EIDD-2801，也就是如今的Molnupiravir。在对抗埃博拉病毒、基孔肯雅热和流感病毒的测试中，“雷神之锤”都把它们击倒了。
去年3月，该研究团队发现，新冠病毒同样在莫努匹韦的“射程范围”之内。同月，美国Ridgeback生物疗法公司与埃默里达成合作，默克又在去年5月与Ridgeback达成合作，共同推动莫努匹韦的临床开发。
辉瑞Paxlovid的成分PF-07321332的早期化学骨架也是在SARS期间立项开发的，当时其抑毒能力很好，但水溶性、吸收性不好，只能通过静脉注射给药，后来随着SARS消失而停止了研发。
王浩然说，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辉瑞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把这个药从注射剂做成口服制剂，且特异性很强，只需要非常少的剂量就可以达到抑制新冠“3CL”主蛋白酶活性的目标。他研究了该药物的临床前的数据，从细胞层面药效学到动物试验的毒理学等各个环节，“做得非常漂亮，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药物开发流程。”
资深药物研发人员德瑞克·洛夫感慨，在新冠病毒出现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人类有了全新的、针对它的定制药物。这样的速度纪录，想要打破它非常困难，他说，辉瑞在抗病毒蛋白酶领域有悠久的历史，专业知识的积累使其有一个高起点。而根据参与该药物研发的科学家所述，研发过程还利用到了人工智能（AI），在使用AI对其进行优化之后，才获得了可以口服的PF-07321332，并将生物利用率从1.4%提高到了50%。
根据相关统计，从2020年1月到2021年6月，药物研究人员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了数千项研究，其中有650多项在美国开展。目前担任FDA代理专员的珍妮特·伍德考克认为，这些试验在受试者招募上相互竞争，减慢了研究的速度。此外，她今年2月与人合写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截至去年11月，全球2895个临床试验中，只有5%的试验足够严谨，能够产生可能有用的证据。
在丁胜看来，比较值得期待的可能的新冠药物数量，也就在5个以内。他所在的机构也有一款针对新冠的新药在研，和辉瑞的药物是同一个靶点，已选定临床候选药物分子，且部分重要指标的临床前评价优于辉瑞，只是没有辉瑞的投入力量大，目前在做临床前申报研究，预计明年进入临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