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注意到，曾有一名来自美国的游客在吉吉里区的游记中提到，“乡村市场”中的游客“大部分看起来都像是外国人或是游客，拿着iPhone、穿着光亮如新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并且这些人似乎是从吉吉里区的那些“有电围栏和全天候值班的保安”的高度安全的房子里开车前来的。
内罗毕吉吉里区的“乡村市场”（图自该商家官方推特）
“乡村市场”内部。（游客拍摄）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此多的国际机构和富有员工的涌入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肯尼亚全国人均GDP大约为1838美元（约11752人民币），而在内罗毕，一名司机的年收入就能达到约9000至1.4万美元（约5.7万至9万人民币），而更加熟练的助理则能够挣到3.2万至5万美元（约20万至32万人民币）。虽然这一数目仍远低于外国员工们的收入，但与该国平均水平相比已经是天差地别了。一个名为“贫民窟居民国际”的组织领导人对《经济学人》表示：“每个人都想为联合国工作”。而咨询公司德勤（Deloitte）在当地的经理更是将大型国际组织在当地造成的经济分化形容为“货币种族隔离”。
《经济学人》称，这种不平等可能会引发不满，但“许多当地人都保持了务实态度”。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一家提供单价88美元（约562人民币）的牛排和45美元（约287人民币）的海鲜拼盘的餐厅，该店厨师瓦斯尼尔（Vasnier）讽刺地提到有“反贫困和环境顾问”乘坐汽车来到这间餐厅用餐，并在离开时留下了一大堆自助餐盘，其中有些甚至没怎么动过。“太浪费了，”他说，“但经济就是这么运转的。”
此外，大型国际机构的入驻同时也可能会导致该地区过于依赖外籍员工的消费。吉吉里区的商业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得不挣扎求生，因为许多外籍员工“逃离”了当地，办公室变得空无一人。而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由于联合国多个办事处正计划搬迁到距离达喀尔30公里的新城市，许多当地的高级咖啡厅、洗车店和美国食品店的经营者都为前景感到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