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美国对于其欧洲盟友并不完全相信，利用起来也很麻烦，不顺手。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奥巴马时代还是特朗普时代，都会监听欧洲盟国领导人手机的原因。
第三类盟友则是阶段性的、投机性的盟友，会随着形势变化而选择亲近或抛弃。其中包括南越、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中国台湾等某些国家、地区。冷战时和中国的关系也属于此类。
正是由于美国对盟友采用不同等级分类，所以一些时刻对某些盟友的背叛或抛弃，并不影响其全球战略布局，其盟友体系也能仍旧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最后一点，即美国建立盟友和协调盟友的手段多样，富有实用性和灵活性。
美国建立盟友的手段既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有形而下的共同利益——除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也包括设定共同的敌人和威胁。同时这些手段非常灵活，不拘泥于特定规则。
比如冷战时为了对抗苏联，美国不惜和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中国结盟，扶持菲律宾、韩国、智利等军事统治的政权，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援助也包括西班牙法西斯独裁政权。
协调的手段除了常规的外交以外，主要通过建立国际机构组织，如G7、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G20，也包括刚成立的美英澳新安全同盟、美印日澳四国集团等。在什么时候成立什么集团，基本上是随着美国的当下需要而调整和创新。
美国的条约盟友，地位最高的是北约，它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没有免责条款，即缔约国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放弃履行条约义务，这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安全条约》、《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美日安保条约》等有所不同；二是忠诚条款，即缔约方不得参加有悖于该公约宗旨的其他条约。
与此相对的是，美国在1989年还发明了“主要的非北约盟友”（a major non-NATO ally)概念。
这一范畴最初包括澳大利亚、埃及、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后来也包括约旦、新西兰、阿根廷、巴林、菲律宾、泰国、科威特、摩洛哥、巴基斯坦、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突尼斯、巴西、中国台湾以及过去的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
这些成员可获得军事和金融援助，也享有北约成员武器输出控制法案的豁免权。美国总统在通知国会后30天内就可以将一个国家或地区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
这手法，要比前苏联的盟友政策高明很多，成效也不一样。苏联盟友政策的后果是成员国离心离德，苏联不得不两次动武去维持，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道义和经济代价。同时这些盟国还成为苏联沉重的负担，双方在一起并没有起到1+1＞2的效果。即使是中国这样重要的盟友，苏联竟然也能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丢掉。
当然，美国是依靠战争崛起的，所以军事手段也成为其建立盟友和维持盟友的重要方式。比如美军在役兵力约140万，海外军事基地大大小小一共有374个，遍布140多个国家，常年驻军30万人上下。一个主权国家一般是不会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驻军的，如果允许，往往体现了它和美国的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