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子渊在文章开头就提到蜀国不设史官，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可能原因。首先，董厥长期为诸葛亮臣属，独立执政时期太短。从景耀四年（公元261年）董厥开始执政算起，到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刘禅率众降晋，其间不过两年光景。治理国家是一件长远之事，可惜董厥并没有机会来证明自己的才干。加上他身上鲜明的从属关系，这便是董厥传记附于诸葛亮传之后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董厥没有尽到臣子的本分。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和好往来。"在陈寿看来，董厥在其位而不谋其政，面对黄皓弄权没有及时制止，这岂不是失去了臣子本分？从这一点来说，董厥的遭遇虽难免让人为之唏嘘，不过从史书中传递出的警示意味，也应当为后人注意。
参考文献：
《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三·后主传》《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