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之后继位的宋英宗历史真实情况怎样？

嘉祐八年四月八日，为已故先皇举行大验。这一天，英宗病情突然加重，在先皇灵柩之前号呼狂走，群臣不知所措，典礼当然无法正常进行。多亏了宰相韩琦当即立断，持杖拉下帷帘，抱住皇上，又唤来几名内侍，要他们加意护持。从而避免了更为尴尬场面的出现。

韩琦与其他宰执商量了一番，然后进见太后，请求太后仿天禧故事，垂帘听政，权同处分军国大事。为了能使皇上早日康复，二府大臣先后到郊坛、宗庙、社稷坛、景灵宫以及京师各大寺庙道观为皇上祈福，又派出二十一名使臣分赴各名山大川祷告。宰相韩琦还时常到宫中劝圣上服药。

然而，包括太后和众大臣在内，几乎所有常与新皇上接触的人都逐渐发觉，英宗此次犯病，不光病在身体上，恐怕还病到心里。皇上不单脾气越来越大，性情也越来越怪异了。

英宗自得病以来，就讨厌服药，韩琦亲执药杯送到皇上嘴边，英宗只饮了一点儿就推开了，弄得汤药洒了宰相一身，连太后都看不过去，忙命人取衣让韩琦换上，韩琦说不敢，太后道："相公殊不易。"又让皇子端药服侍皇上服用，英宗一扭脸，连看都不看。

患病后的皇上举止无措，常对内侍耍态度，而且说打就打，说罚就罚，往往是毫无道理。左右人告诉了太后，太后前去解劝，无非是让皇上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失了体面。英宗哪里听得进去，借着自己身上有病，大发脾气，甚至还出言不逊。

太后十分委屈，一天见韩琦来了，就与他说了皇上的种种"不逊"行径。韩琦却认为皇上既然有病，什么事都该体谅，不能斤斤计较。就对太后说："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太后听了这话，很不高兴，沉下了脸："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是在用心照管。"韩琦不顾太后脸色已非常难看，仍正色道："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也照管了。"当时在场的人都为韩琦捏了一把汗。

新皇上的身体状况实在太令人担扰了，好几回看着已是红光满面，行步健朗，但说倒下就倒下。四月二十四日，群臣进殿奉慰，皇上卷帘出见，众人大喜，三上表请听政，皇上应允了。可临御也就一个多月，又躺倒在柔仪殿了，经过一个多月的修养，好不容易在七月十三日开始临殿视朝，可是整个人变了样，无论群臣上奏何等事项，端坐殿上的皇上就是一言不发。

天下不可一日无主，新即位的皇上临朝一言不发，行事乖戾，在此局面下，朝野士民只好把希望暂时寄托在先皇的遗媚--曹太后身上。

二、从垂帘到撤帘

英宗即位的当月，由于突然发病，曹太后被授与权同处分军国事的重任，于是，宋王朝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垂帘时期。嘉祐八年四月十一日，前来入对的辅臣先到英宗暂时居住的柔仪殿东阁之西室，向皇帝问安；然后再到内东门小殿，隔着一道韩帘，依次奏请当日有关要事。四月二十四日，英宗身体稍稍恢复，可以在仁宗灵堂上坐受群臣吊慰，大家也稍感宽慰。四天后，英宗开始上殿，与曹太后一同听政。

曹太后刚刚垂帘，知谏院司马光就进了一道令太后很不舒服的奏疏，疏中重提当年章献刘太后恋权不放的旧事，又说刘太后"以自奉之礼或尊崇太过，外亲鄙狠之人或添官职，左右谗谄之臣或窃弄权柄，此所以负谤于天下也"。他希望曹太后以此为戒，"凡名体礼数所以自奉者，皆当深自抑损，不可依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以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

曹太后自己也注意到大臣们的态度。本来她是不大愿意抛头露面的，跟随仁宗皇帝20多年，她明白自己的身份，从不过问政治。温成皇后为了给大伯张尧佐升官，天天缠着皇帝，可身为正宫的曹氏，从没有为她的品爵低微的弟弟曹佾说过什么。这次她是被辅臣抬出来的，她没有必要毁弃以往甚佳的口碑，让朝臣动辄将她与专横的章献刘太后相比。

缘此，从垂帘一开始，她就小心谨慎，尤其在礼仪方面，绝不让大臣找到有什么出格的事。十一月，为仁宗皇帝出殡，皇太后要到京师东面的琼林苑迎奠，所乘大安辇只比肩舆稍大些，而且无扇筐，不鸣鞭，侍卫也比当年刘太后时减少了一半。

进入冬季以后，英宗的身体似乎一天天在好转，已能御前后殿视朝，一直紧闭的嘴也张开了，尽管说话还很少，毕竟能够发表圣见了。从宰执到侍从，无不为皇帝的这一可喜进步欢欣跳鼓舞，他们已开始在寻找让皇太后还政的时间和理由了。

可就在这时，忠心耿耿的韩琦发现，对政治素无兴趣的曹太后，在内东门小殿坐了几个月，竟然坐出了瘾，对交权与皇上并不显得像臣子那样急迫。

造成太后"恋权"的主要原因，表面上是皇上的精神状态尚未完全恢复到原先的样子，实质却是自英宗患病之后多次对太后无礼所造成的两宫隔阂。

自患病以来，英宗皇帝的性情益发乖戾，与曹太后的关系日益紧张。新的一年开始了，为了盼望英宗早日恢复健康，儒臣煞费苦心，拟出改元后的年号为"治平"二字，治者，天下大治也，同时也蕴涵皇上得治之意；平者，天下太平也，也包括了盼望皇帝平安的意思。

英宗不负众望，身体一天天好转。为了体现皇帝已能料理万机，御史中丞王畴请求皇上借祈雨的机会，车驾出行一次。

韩琦、司马光都很赞成，并积极作准备。太后对此当然不大乐意，她对韩琦说："皇上病刚刚好一些，恐怕不便出外。"韩琦说："皇上自己觉得可以出外。"皇太后又说："大丧之际，仪仗所需素服还需要准备呢！"韩琦笑道："这种琐事并不难办。"

至此，包括制造舆论在内，迫太后还政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剩下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来促使太后自己提出撤帘的建议，对此，韩琦信心十足，他早就想好了办法。

一天大臣向太后禀事，待同僚退下后，韩琦单独留下，请求太后允许他辞去宰相之职，到地方领一"乡郡"。太后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明白了宰相的意图，道："相公安可求退?该退的是我，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韩琦明知太后的话并非出自情愿，却马上顺水推舟，历数前代那些贪恋权势的垂帘者之不明，又说今日皇太后慨然允诺皇帝复辟，是前代那些人所不及的。韩琦似被太后的这种无私精神所感动，再拜称贺。

太后听得不耐烦，正要起身回宫，韩琦赶上前，追问道："台谏也有章请太后还政，不知太后决定在哪一天撤帘?"太后也不答话，起身就走。韩琦环顾左右，大声命令仪鸾司撤帘，韩帘拉开，犹能见到后屏上太后衣影一闪而过。当天，曹太后从宫中传出手书，表示要还政于皇帝。

三、两府反目

太后撤帘后的第三天，上朝的大臣们从英宗眼中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英气，犹似一年前皇上刚即位时的那种神采。果然，皇上的垂询国政也变得井井有条。

在王府呆了30年的英宗比仁宗更加清楚国家面临的困难。

当他在辅臣的帮助下，摆脱了先皇曾经受制多年的太后临朝的阴影，另一重阴影又笼罩在他身上，这就是建国100年来积累的种种弊端。要根除积弊，使国家达到大治，辅臣能否同心协力是个关键。遗憾的是，皇上的病刚刚有些好转，两府间的关系却日渐恶化，危及国政的党争又露出了苗头。

英宗即位的第二月，前宰相富弼服丧期满，召还京师，授枢密使。富弼与韩琦均是庆历时代的名臣，至和间，二人同在二府，富弼为宰相，韩琦为枢密使，共同辅佐仁宗图致太平，相处得还好，人们都以富、韩并称。后来韩琦也升为宰相，两人同在中书共事，朝夕相处，难免就有了龃龉。

中书与枢密院的对立，到了年底之后才渐渐平息。这倒不是韩琦与富弼言归于好，他们两人的关系几乎到了势同冰炭的地步，所有朝臣都清清楚楚，皇上心里也明明白白。两府终能相安无事，是因为富弼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

自打入冬以来，他就称疾养病，居家不出了，同时连上20余表，请求罢去枢密使一职，以便安心疗疾。英宗顾恋这位老臣，三番五次劝他留下，然而富弼辞意甚坚，拖了半年多，才在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同意了他的请求，罢为河阳通判，授其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宰执免职授使相，乃国朝惯例。

不料富弼连使相也不要，声称这不是什么好的制度，所以"固不敢当"。富弼善属文，这回又是连上八表，请免使相。英宗无奈，只得准许了富弼的请求。富弼马上递上谢表，读了这道谢表，英宗和满朝文武心中都很不是滋味。

对于英宗来说，他也只能留下韩琦，抛弃富弼，这不仅在于韩琦的定策之功非守丧在外的富弼所能比，更由于韩琦在两宫发生矛盾时始终站在皇上一边，而不是像富弼那样，表面上两面说和，实际上却老站在皇太后一边说话，对皇上进言时也欠缺应有的尊重。

富弼是带着满腹牢骚离去的，这一离去，竟是离开了短暂的英宗朝的政治舞台。当他重返相位时，已是英宗的长子--神宗皇帝初登大宝的时候了。

四、濮仪之争

英宗皇帝御朝不久，一件极为难办的事交到众位大臣们手上，这就是关于皇上的亲生父亲--已故濮王的名分问题。

英宗以养子身份继承皇位，他的已故生父濮安懿王的地位该如何摆呢?仁宗丧事方完，他就在韩琦的建议下，颁下诏令，要求礼官与待制以上官员集议有关濮王允让及其两位正妻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和英宗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

当时，翰林学士王提出，先王制礼，尊无二上，秦汉以来帝王，自旁支入承大统者，虽也有推尊其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均见非当时，取议后世，不能作为圣朝效法的范例。他建议按照先朝封赠亲尊的故事，为濮王追赠高官，三位夫人并封太夫人。

这一建议当然不会令英宗满意。经过一番廷议，中书奏称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英宗要求再议。王珪心里明白，英宗是想将早已埋入地下的父亲也提拔成皇帝，但这一"破格"的追尊必会遭到恪守礼仪的朝臣的一致反对，并会受到后世人的嘲笑。

为了避免出现同时产生两位父皇的尴尬局面，王珪费尽了心思，想出一个折中方案："濮安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然而这一方案被再次驳回。参知政事欧阳修以《礼记》为据，称："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帝皆称父为皇考，今王珪等人议称濮王为皇伯，于典礼未有明据。"

实际上，秉承皇帝旨意的执政韩琦、曾公亮、欧阳修多次驳回翰林院的拟议，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他们尽快从礼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赶紧拟出合乎圣意的封号来，而翰林学士及朝中众臣何尝不明白这一点。但事关名节，谁又有这个胆子，在仁宗皇帝刚刚入葬之际，就另立庙堂，亮出另一皇帝的牌子来。正因为如此，两制与中书形成严重的对峙。

英宗本打算将此事交尚书省，召集三省、台谏共议，后又改变了主意，执政告诉皇上，台谏官员大都站在王珪一边，扩大讨论面只会引起更多的非议，于是英宗于治平二年（1065年）六月二十六日下诏："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

此时负责朝廷礼仪事务的判太常寺恰是老臣范镇，从当年他连上19奏请立皇子这件事就可看出他对礼制的认真。闻诏后，他立即率全体礼官上言：今陛下既尊仁宗为皇考，又要尊濮王为考，此为失礼。对于濮王，无论称帝、称皇、称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范镇还找出《仪礼》中的有关章节、汉代儒生的议论及魏明帝的一篇诏书，提供给皇帝作为根据。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濮安懿王的地位问题仍然"议"而未决，吕诲的11道奏疏如石沉大海。大臣们吵得一塌糊涂，英宗拿不定主意，从心里说，他是完全站在中书一边，盼着尽快给自己死去的父王戴上皇帝的冠冕，可作为新立之君，他又不能不顾及朝议。值此时刻，曹太后就成了关键性人物。

忽然一天，朝臣见到了太后的手诏："濮安戴王、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

同一天，英宗装模作样地也颁下诏书："称亲之礼，谨尊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英宗没有接受称濮王为"皇"和称母为"后"，但保留了称"亲"，并要求把生父濮王的坟莹设为陵园，即园立庙，以便子孙主奉祠事。实际上仍是将生父摆到与仁宗皇帝并列的位置上。

至此，闹了一年多的"濮议"才算是终于收场了。

五、英年早逝

英宗身体欠佳，自即位之初就大病不起，朝廷官员已经习惯了新皇上经常性的"不豫"。治平三年初冬，英宗又一次犯病，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皇帝的最后一个冬天。

英宗这次犯病，朝廷多数大臣并不清楚开始于何日。因为在就十月初，皇帝还专门写了一纸手诏给新提升为直龙图阁兼侍读的宠臣王广渊，自称："朕疾少间矣。"意思是我的病马上就要治好了。不明真相的两制官员还为皇帝草拟了每两日一御迩英殿讲读的诏文。

到了十一月，皇帝非但未能像大臣们所期盼的那样出现在经筵上，反而病状加重，而且有些像先皇嘉右末年的样子，例如这位不到36岁的皇帝居然也失语了，虽然神志有时还清醒，但只能依赖于放在床榻边的一枝笔来传达旨意了。

看着英宗皇帝每日挣扎着在病榻上"处分"国事，每一位朝臣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宰相韩琦更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再次扮演了顾命大臣的角色。

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宗病情加剧，辅臣都赶来探望。待大家都问候过了，韩琦上前奏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见躺在榻上的皇帝略有点头之意，韩琦马上命人将笔送到皇帝手中，英宗费了好大力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捧过来看了一遍，道："必颖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英宗只得又拿起了笔，在后面又添上"颍王项"三字。韩琦叫来内侍高居简，让他拿过这份"御札"，命翰林学士草制。

第二天，宣布立颖王赵项为皇太子。并决定于来年正月十九日举行皇太子册礼。

大约从辅臣逼立太子的行动中看出了不祥之兆，在提笔写下注明"颍王"的手诏的时候，英宗泫然泪下。见到如此情景，文彦博退出宫后对韩琦说："相公看到圣上的脸色了吧，人生至此，虽父子也不能无动于衷。"韩琦冷冷地回答道："国事当如此，有什么办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福宁殿再次响起疹人的丧钟。在位仅三年八个月的英宗皇帝与世长辞了。这时人们才想起，英宗的治平年号带有"水"旁，水火不相容，而本朝开国以来既定之"德"乃是火德呀！

英宗仓促离世，使尚未举行册礼的皇太子成为新的皇帝，这就是宋神宗。宋神宗赵项即位时年方20岁，他既不像少年即位的仁宗那样身旁必须跟着一位垂帘的太后，也不像多病的父皇英宗那样总是将家事国事交与辅臣决断。

年轻的皇帝充满了青春活力，加之进入皇宫时间不长不短，恰好能够比较完全地了解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又未及沾染上始终飘游于大内四处的陈腐惰气，父皇的老成、软弱却造就出儿子的刚愎性格，这又使神宗皇帝不会像他的前辈那样在各种压力下低头，决不会让松弛已久的岁月继续松弛下去。

英宗驾崩后第三天，三司使韩绛、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告诉新皇帝，他所继承的仁、英两代46年积蓄的"遗产"是多么沉重："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薄。"神宗即位后第二月，志图改革的大臣王安石回到了京师。

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即将在不久向积弊深重的朝廷发起挑战，将酝酿已久的改革设想付诸实践，从而为这个传袭了百年的大宋王朝注入新的活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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