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九年，汉高祖置酒未央宫，大宴群臣。刘邦起身给他老敬酒，道是父亲大人当初总认为儿子我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二哥有用。请老爸看看，现在是我的产业多呢？还是二哥的多呢？话音一落，"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刘邦的这番话，正是一个赌徒大赢一注后的志满意得；群臣之所以"大笑为乐"，则因为他们和刘邦都是同一出身，大多是些鸡鸣狗盗之徒；陈平是浪人，樊哙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子，娄敬是车夫，彭越是草寇，张良、韩信虽然是贵族之后，实则本人已是流氓，自然心态与刘邦同。
第二，凡流氓，均少"私有观念"，因为他们除自己一百多斤肉外，并无多少私产，当然最主张视天下为"公有"。在中国，但凡"公有"者，差不多也就是"人人有份"，可以白吃白喝白拿白用，不必心怯手软的意思。所以，公费吃喝屡禁不止，公费旅游人人向往，公费医疗开支越来越大，公家的小车用起来比自家的自行车还便当。天下既然是"公有"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当初，刘邦抓住了曾经鼓动韩信自立为王的谋士蒯通，要把他下油锅，蒯通便"理直气壮"地说：秦王朝弄丢了自己的鹿儿，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本事大、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啦！那个时候，磨快了刀子要干陛下这勾当的人多着呐，陛下还能把他们都下了油锅不成！结果，惺惺惜惺惺，流氓惜流氓，刘邦便把蒯通放了。
第三，凡流氓，均"胆大妄为"。因为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自然"无私也就无畏"。正如萨孟武先生所言，"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也就"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的置身于云霄之上"（《水浒与中国社会》）。所以只有他们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自己爬到马背上去。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阶层，或有二亩薄田一间茅舍，或有万贯家私世代宦禄，便"割舍不下"，决不敢贸然地去干"成则王候败则寇"的风险事业。所以农民当不了皇帝，商人也当不了皇帝。商人中最敢政治投机的是吕不韦，但他的办法，也不过是用小老婆作赌注，希望自己的私生子能登大宝而已。
第四，凡流氓，均"最少束缚"。他们对于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根本就不当回事。他们最讨厌礼教，最看不起儒生。刘邦一见到儒生的帽子，便要拿来当尿壶用；与人说话，动不动就破口大骂。但是，正因为他们不讲礼义，没有廉耻，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也就没有羁绊，可以为所欲为，翻脸不认人，或者立马将冷脸变作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