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这种新的友好会持续多久：拜登之后是谁？” 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跨大西洋关系的专家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Kupchan）认为，“比后默克尔时代会是什么样子更大的问题是，后默克尔时代的美国政治会是什么样子。”
布鲁金斯学会欧洲问题专家史蒂文·皮弗（Steven Pifer）回忆最近与一位德国高级官员的对话，“他说，‘我们看到拜登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回归新常态，我们很喜欢，但投票给特朗普的7400 万人会同意这一点吗？’”
文章称，欧洲人很难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拜登对中国的敌意与其说是与特朗普决裂，不如说是一种延续。而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外，没有哪个领导人比默克尔更能体现欧洲的怀疑态度。施佩克认为，“默克尔带着两个信息来到华盛顿。第一，我们不想要新冷战。第二，我们不想脱钩。如果美国人想让我们走上针对中国的敌对道路，我们不会加入。”
“德国不想卷入美国和中国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权力斗争中，它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卷入）。”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雷切尔·里佐（Rachel Rizzo）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认为，美国终于接受了这一现实，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要求德国（或欧洲，就此而言）选边站。”
文章写道，在更深层次上，欧洲人也知道，对于美国人来说，四分之三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美国地缘政治中心的关系不再那么重要。随着拜登团队将印太问题置于其议程首位，一个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形式的敌对联盟已经出现。“德国人说我们知道对我们的关注将变少，但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皮弗说。
文章认为，这还可能将德国人进一步推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的战略自主概念，尽管这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欧洲对美国的金融主导地位感到愤怒，但还没有找到摆脱美元暴政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