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笔记《闻见前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叫章惇的人考中进士后，寄居在同族一个长辈家里等候朝廷的任命文件。他见长辈的小老婆有几分姿色，就暗通款曲。一天，两人正在缠绵，不巧被一个下人撞见。奸情败露，章惇吓得拎起裤子就跑，匆忙中将一个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太太撞得头破血流。
偷情事件瞬间演变成安全事故，惊动了房东长辈，长辈一眼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自己好歹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家丑不可外扬，只能装聋作哑。然而房东长辈不追究，并不代表那个被撞伤的老太太会放过章惇，她将章惇告到了官府。
当时受理这个案件的正是包拯。按照大宋律法，未婚男子与有夫之妇通奸，最低要判两年监禁，而且章惇还是国家公务员，知法犯法，更应重判。可包拯是怎么处理的呢？包拯见章惇是个新科进士，怜惜他好不容易考了个国家公务员，一旦判刑，十年寒窗苦读来的饭碗就丢了，因此并没有定他的罪，而是庭外调解，让双方私了，最后章惇赔了老太太一笔医疗费了事。从法律层面上讲，这就是避重就轻，包庇犯人。
那包拯为何如此处理呢？有宋一朝，重文轻武，读书人比武将享有更高的地位。有一天，宋仁宗经过皇宫大庆殿，看到一名学士喝醉了躺在台阶边，陪同人员准备上前将他撵走，宋仁宗制止了，从旁边绕了过去。皇帝对士大夫如此尊重和宽容，其他官员也就纷纷效仿。加上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因此读书人犯罪，往往会引发审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