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其中有两个疑点。其一是此记载仅在《后汉书》有见，而《三国志》中则将沮授换成了当时的治中李历，而以沮授的地位（别驾再加上骑都尉）和历史的重要性，理应记载才对。其二是沮授的态度，韩馥是给予了沮授很高的官职和尊重的，但是在韩馥被袁绍搞定之后，沮授立刻毫无拒绝的便改换了袁家门庭。而曹老板抓住沮授之后，沮授却宁死不投，这般前后无常，除非是用袁绍人格魅力实在太高，而曹老板则和韩馥之流一样来解释（笑），不然实在说不过去。同时，韩馥对待冀州本土人士是不友好的，双方是有着很大的矛盾的，如果说沮授确实是进谏了韩馥，给予了这种关键的建议，那么沮授就是和冀州的本土士族们唱反调，如果真是这样，那沮授的高度就又高了一个层次（打破了阶级的约束和抗住了同乡的谴责），至于真相究竟如何，目前是没有明确的说法的，就留给读者们尽情猜测吧。
沮授的计策和预测很多（这颇有诸葛亮和郭嘉的风范），自有疑点的"饿死袁绍"（冀州拒绝提供袁绍军粮草而扼杀袁绍）计策开始，有过"邺城对"（平定北方、扫清匈奴、坐拥四州、拥戴天子、一统天下）、"力迎天子"（天子逃亡期间积极提议接天子到邺城）、"分立祸端"（认为袁绍将儿子们分立治理州牧是祸端）、"疲软拖敌"（不建议主动挑起官渡之战，而是以逸待劳）、"缓进战术"（官渡之战时应当持久缓进，拖长战事，以克曹操）共六策（或者说预测）。
这其中，笔者个人认为最有价值且没有异议和"假设论"的则是"邺城对"和"分立祸端"，之前在袁绍篇章的时候我就简单聊过"邺城对"，在袁绍官渡之前，袁绍确确实实都是如"邺城对"在进行行动，也因此奠定了自己的霸业（但不确保一定是因为沮授的建议，因为袁绍本身也一直在规划北方的事业，但是无论如何，证明了沮授在天下规划和预测上是准确无误的，而"邺城对"的后半部分则均是曹老板在实施，至于效果如何也不用多说了）；"分立祸端"一事，亦是如此（《九州春秋》：绍曰："孤欲令四儿各据一州，以观其能。"授出曰："祸其始此乎！"），虽然此时袁绍还没有提及立嗣之事，但分立各州此举的影响力和败笔性依然被沮授所料，若干年后的事实也是印证了沮授的远见。
沮授的计策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他还能够准确的把握局势，不断变化计策，尤其是在官渡的前后，先抵制官渡之战，不成之后抵制颜良单独行军，在白马失利之后，有提出分兵进攻的思路，被拒绝后，又有过缓进之策，这样的反应速度和计策的高效性都是谋士之中数一数二的，但是必须要说的是，沮授身为袁绍集团中的监军兼奋威将军，同时还是官渡之战的都督，在这般重任之下，沮授的战前四散家财扬言会失败和战时"请病假"的行为确实有些耍性子和赌气的性质在里面，是官渡前后的一个矛盾点，也确实是沮授的一个小瑕疵。
沮授作为袁公账下最位高权重的一位，既享受了这份荣誉（无论是袁绍所给还是后人所赐），也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不管是集团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生涯规划，还是平日里的行政细节和大小事务，亦或是临阵军前的军事部署和战略谋划，都做到了一位一流谋士或者说是人臣的顶峰。然其"所托非人"，或者说从他出生的那一瞬间，他就有了和田丰、审配一样既定的河北"死忠"悲剧命运，其二侍"平庸之主"的命运也是令人倍感惋惜，或者说他与其主公的相性总是不佳吧，不过话说回来，也许这就是"燕赵（河北）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