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原本就遭遇中年危机、事业危机的“35岁+”人群，面临买房安居更难的困境，引发争议不难理解。众所周知，很多在城市的“打工人”，打拼“追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找到在城市的归属感，能在城市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如今各大城市房价高企，对于很多人来说，仅仅首付都需要多年积蓄才能支付得起。
如今合肥的房产政策要求35岁以上的无房人群必须和非刚需人群一同摇号购房，“一刀切”地将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错误地将中高龄刚需人群纳入炒房对象，既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难以满足众多购房者的民生期待。
“不满35岁才是购房刚需”的政策，到底有何深意？众所周知，一个城市居民的年龄结构会影响城市劳动力的供给，甚至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的轨迹。年轻化的人群，代表着充沛的劳动力、就业的“红利”；而如果老年人多，城市会面临老龄化问题，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需求更加突出。
“35岁以下购房”的政策背后，折射的是城市想要减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减轻城市抚养比的意图。但是，简单地将35岁以上劳动者排除在买房资格之外，并没有真正解决城市老年化问题，这种只图“人口红利”、不管负面效应的做法，无形中暴露了一些城市对于中年劳动者的排斥。
这在某种程度也是年龄歧视的变种，客观上会产生“甩包袱”的效应。
不少专家都已指出，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退，未来如何进一步充分挖掘潜在劳动力、提高劳动的使用效率，实现“人尽其用”“人尽其才”才是重中之重。如今，“35岁中年危机”面临的就业、买房障碍，不仅加剧了社会焦虑、构成“年龄歧视”，更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挥霍。
“35岁歧视”实际折射了用人理念的误区，即注重劳动力“便宜、好用”，而忽视了产业转型升级、城市高质量发展背后所需要的人力支撑、资源经验储备。这样的用人导向，很容易陷入“内卷”恶性循环。对企业发展如此，对城市发展亦是如此。
在房价一再上涨的当下，抑制炒房需求是很多城市的共同探索，不少城市也出台了相应细则去区别刚需和炒房人群，为楼市降温仍然任重道远。但是，
满足无房刚需人群的住房需求，更是城市责无旁贷的使命，不要用“35岁歧视”去伤害城市劳动者的安居乐业的心，更不要走偏了城市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