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荣枝在法庭上说，去深圳后，她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她还说，法子英不让她用中专毕业证找工作，而是让她坐台赚钱满足两人生活。法子英每日接她上下班，控制她的人身自由，她想分手，不想依靠男人过活，但法子英不同意，并告诉她，以前有个女孩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他就把女孩的哥哥和父母都灭门了。
“他说‘如果你要给我分手，你要小心自己家里人’，他很喜欢放狠话，什么都做得出来。”劳荣枝说。
两人在深圳到底做什么？俞晞告诉记者，法子英曾在会见时告诉他，他在深圳时曾杀害一人。但此事并未能查实。
劳荣枝在庭审中说，她与法子英在深圳待了半个月后就回到九江。他们先坐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巴士到南昌，最后再在深夜坐出租车回九江。而当坐出租车出了高速，抵达九江后，为了逃避800元的出租车费，法子英殴打了出租车司机。
法子英1999年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称“赚钱要不择手段”
“猴子”熊启义
根据多方证言推算，法子英和劳荣枝在1995年底回到九江，在1996年春天再度离开九江。
两人最早在南昌出现，有迹可循的时间是1996年5月底。来自房屋中介的证言称，当时一对男女找他租房，女子自称陈佳，身高一米六左右，体态匀称，看上去顺眼，男子一米七多。两人咨询要租一室一厅的房子，并且要带住房电话。
到了1996年7月31日，在胜利路新金融购物中心一处房屋，房东吴先生见到了这对“夫妻”，后者租下了他带电话的房子。三年后的1999年，吴先生再度提供的证言显示：“我只记得那个男的跟我说过，他老婆是坐台小姐。”
在南昌市中心的爱乐音夜总会，坐台小姐陈佳出场了。一位尹总的证言显示，陈佳“人相比较风流，眼光比较高，看到出手较大的人绘主动上前，喜欢和有钱的人一起玩”。陈佳最初陪伴的是张总，张总向她介绍了“华东空调总会总老板”熊启义。
“目的就是为了搞点钱。”这句话不断出现在法子英的供述中。他称，在南昌，劳荣枝告诉他熊启义很有钱，开酒店又开电器商店，他就决定让劳荣枝把出租屋电话号码留给这位客人。
此后杀害熊起义一家，是否是第一次犯案？这个问题很难有准确的答案。熟悉本案案情的人士称，如果只是意外或者激情杀人，两人不会用假身份租房和坐台，也不会制定目标明确的做案计划。
劳荣枝也在供述中承认，绑架熊启义是为了钱。“由于身上没有钱了，就决定在南昌找事赚点钱，法子英让我到夜场去坐台，就是找个‘猴子’。猴子是作案对象，我把猴子约到租住房，再由法出来抓奸，趁机敲诈。”
劳荣枝在供述中提到“制定了仙人跳的方案”，她还提起，以装空调的名义，把熊启义骗到出租房，法子英藏在阳台，然后再出来控制住他，让他家里送钱过来。“为了绑架熊老板，法子英之前买了一把藏刀，还准备了绳子布条”，“刀是一把五六十厘米长的工艺品刀，带刀鞘”。
但在法庭上，劳荣枝却拒绝承认此事有预谋。她称，自己当时认识了一个房地产商，对方开凌志车送她回家，她与法子英闹分手，法子英提出“搞”两万元补偿她，因此她才把熊启义叫到出租屋。“我离开的时候熊启义明明是活着的呀。”她表示，自己对熊启义的死亡完全不知情。
在法庭上，劳荣枝还提到另一个叫熊启义到出租屋的原因，就是装空调。而记者获悉，在劳荣枝过往的供述中，还曾提到其他原因，比如与熊启义谈恋爱，突然被法子英撞见。
这三个原因似乎不可能共存。究竟动机如何？是否存在预谋？也是劳荣枝被审判时，控辩争执的重点。
曾多次接触法子英的俞晞回忆，法子英曾透露这样一个细节，即1996年7月28日案发当日中午，他们本来打电话给了另一个看起来更有钱的老板，想钓他出来，但这位老板正与老婆吃饭，没接电话，于是他们更换熊启义为目标。“这些都有当年的通话记录。”
但不论是否有预谋，熊启义还是被劳荣枝带入了出租屋，法子英持刀与他打斗，并绑架了熊启义被绑架。在法庭上，劳荣枝承认曾配合法子英绑住熊启义。“我先把熊老板的双腿的脚脖绑起来，先横着绑几圈，再在两腿中间绑几圈，再重复几次，这样可以确保每条腿都能固定不容易挣脱，手也是这么绑的。”劳荣枝曾如此供述，并拍摄了演示录像。
熊启义身上的家门钥匙被抢走，他的家庭住址也被逼问出来，最后，他被杀害。尸检报告显示，熊启义是被勒死，死亡时间是1996年7月28日下午，并被肢解成了十余块。
两人都曾供述，杀害熊启义时，劳荣枝不在现场。法子英还提起，劳荣枝从出租屋回来后，问他“人呢？”他表示“放了。”
但在庭审现场，公诉人提起，在当天下午4时左右，张总曾拨打出租屋电话，劳荣枝接听了电话，“证明当天下午劳荣枝在出租房里”。
灭门之后，逃避通缉
这天傍晚的时候，两人去熊启义家附近踩点，并被邻居撞见。
两人踩完点后返回，接近凌晨时，用钥匙打开熊启义的家门。“他们家装修得像是酒店。”法子英在供述中称，当时熊启义的妻子张丽和3岁的女儿已经休息。后来，熊启义家被洗劫一空，张丽和女儿被勒死，尸体放在浴缸中。
警察赶到后，在浴缸旁发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熊启义的部分尸块。
法子英称，把尸块带去是为了转移作案现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部分尸块出现在熊启义家，原作案现场仍留有尸块，并不能达到转移现场的目的。俞晞告诉记者，法子英曾告诉他，在熊启义妻女眼前，他打开背包，倒出了熊启义的尸块，用来逼迫对方拿钱。
在庭审时，劳荣枝承认自己曾在熊启义家翻找财物。但对于此前曾三次在供述中提到，因为怕留下指纹，所以提议“放一把火烧了这个家”，她当庭予以否认。
劳荣枝当庭称她在翻找物品时，法子英在床上强奸。但尸检显示，张丽和女儿的死因是勒死，没有被强奸的迹象。
在南昌作案之后，两人逃回到九江。
在熊启义一家人身上，法子英和劳荣枝抢了劳力士手表，金项链、金手链和钻戒等首饰，人民币8090元、港币100元、还有少许美金、债权以及银行存单9.5万元。
法子英的姐姐在证言中提到，1996年8月3日，法子英带了一个女的回老家，法子英把金银首饰和大皮包留在了家里。劳荣枝在供述中也承认，案发后她到法子英妈妈家住了几天，金银首饰她都交给了法子英，后者可能给了他妈妈，他们日常消费花了5000元。
在劳声桥的记忆里，1996年8月左右，警察找到九江，他才知道法子英带着妹妹在外面闯了大祸。而在此之前不久，他曾在九江见过劳荣枝，见面的地方是一个茶馆，“音乐太吵了，她说什么我没听见”。
1996年7月29日清晨时分，法子英和劳荣枝离开熊启义家，这天晚上，尸体被发现。警察在现场提取到了法子英的指纹。
熊启义的司机清楚“熊老板跟一个坐台的走了”。据悉，警方到爱乐音夜总会调取了“陈佳”的身份证复印件，却发现陈佳一直生活在深圳。深圳的陈佳称，自己身份证丢失后几天，一同坐台的姐妹辞职。警方找到这位“姐妹”租住的房屋，发现里面有很多九江罐头，又听人说这位小姐口音像是江西人。
90年代，深圳是特区，出入需办“边防证”。南昌警方去九江排查办理特区边防证的人士，找到了劳荣枝，同时办理边防证的法子英也浮出水面。
劳荣枝在庭上称，警察来到时，法子英正给他母亲家装防盗门。“听到楼下警车响，他很紧张很害怕。”两人逃跑不敢乘火车，于是就走水路，坐船到了上海。
在上海，劳荣枝给家里打电话保平安，而在当时，公安已经在劳荣枝家里布控。劳荣枝称，她姐姐接听后，她说打错了，反复了七八次，最后一次，是她母亲接的电话，母亲用九江话告诉她，“你出了好大的事啊，公安局在找你”，她立刻挂断电话。
劳声桥说，因为这通电话，母亲被警方带走调查。提起这件事，劳声桥说，他母亲接电话时，只用九江话说了“末枝，你好糊涂”，没有提其他。“末枝”是劳荣枝的小名。
劳荣枝说，挂了电话后，她就知道自己被通缉了。1996年8月18日，南昌市公安局发布了对两人的通缉令。
劳荣枝在法庭上指认现场凶器 图片来自南昌中院
一块手表引发的血案
从此，法子英和劳荣枝再也没有回到九江。
据开庭时公诉人透露的信息，法子英与劳荣枝在重庆和安徽芜湖均有大本营“安全屋”。
劳荣枝当庭供述，那段时间她去过两次温州，“第一次有租到房子，过年的时候把房子退了，法子英把我拽到安徽芜湖，第二年又去了温州。”
第二次去温州是1997年10月，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季节，两人夺走两条人命。法子英供述，到了温州后，两人分开住在两个招待所。劳荣枝在法庭上辩解称，分开住是因为两人没有身份证。但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分开住是为了隐藏身份。
劳荣枝到“浦发KTV”上班。她曾供述，坐台赚钱不多，快没钱了，她就和法子英商量通过绑架勒索获得钱，她把每日上班情况告诉法子英，目的是为了物色被绑架对象，他们还商量得手后如果分开，就在某公路的入口见面。
这次有所不同，厄运降临在劳荣枝的两名“姐妹”小春和莎莎身上。
劳荣枝在浦发KTV化名“格格”，自称来自四川。证人郑某称，在1997年10月9日晚，格格还曾向她借钱用来租小春的房子，他就借了1000元给她，第二天格格就失踪了。在法庭上，劳荣枝否认此事。
小春要离开温州回老家了。劳荣枝曾供述，第一次，她是独自去看小春的房子的，但在路上时，小春告诉她，自己有一块价值2万元的欧米茄经典款手表。回去后，她把此事告诉法子英，法子英决定抢劫。
以租房的名义，法子英和劳荣枝进入小春的出租屋，用尖刀逼迫她，并把她绑起来放在床上，用被子盖住身子。
但小春自称没有钱，并称领班“莎莎”有钱。莎莎到了之后，被用同样的方式捆绑住，并被逼问出存折和密码。
劳荣枝带着其中一个人的手机和存折去银行取钱，银行柜员认得莎莎，问为什么不是本人来，她就回答是找莎莎借钱，柜员没说什么，她签了莎莎的名字，把存折里的25750元全取走了。
取走钱后，劳荣枝通过手机向法子英做了汇报，然后直接回招待所收拾东西。
回招待所后，隔壁的房客还与劳荣枝打招呼。隔壁房客也是同事，她的证言指出，劳荣枝是在莎莎没去上班那天上午搬走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上午11点左右”。她看见，劳荣枝背着两个包裹出来，到前台退房，神情匆忙，“似乎不愿意和我多说话”。
这位房客看了一眼劳荣枝走后的房间，发现她有很多东西没有带走。
劳荣枝与法子英在大巴车上汇合。劳荣枝称，她和法子英刚上车不久，她手里小春的的手机就响了。
打电话的是小春的情人李先生，李先生出具证言称，1997年11月10日，他从中午12时40分左右一直拨打小春电话，直到下午2时左右才打通，接电话的是一名女性，讲标准普通话，女子自称小春的朋友，告诉她小春和男朋友出门了，等回来了再给她回复。通话时间约半分钟。李先生还称，小春的手机和欧米茄手表都是他此前赠与的。
1997年10月12日下午，小春的男友钱某翻过阳台，进到小春的出租房，发现两具尸体后报警。钱某的证言称，小春和莎莎两人被电线捆绑起来，小春在床上，莎莎在地上。
现场照片显示，小春死亡时俯卧在床上，手被反绑在背后，莎莎死亡时仰躺在地上，手互交叉被绑于腹部。两人均被勒死，虽然衣服被褪去，但没有被强奸的痕迹。在捆绑其中一人的电蚊香背面，法医提取到了法子英的指纹。
两名幸存者
在法庭上，劳荣枝辩解称，自己没有想到法子英会杀人，而在绑架和抢劫的过程中，他没有主动配合，是遭到法子英胁迫。
但在温州案中，就有证人见证了劳荣枝的主动。当小春被控制后，她以“肚子疼”为由，叫领班莎莎过去，莎莎到达之前，叫小卢先去探望。小卢的证言指出，1997年10月19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她到了小春家，是劳荣枝给她开的门，躺在床上的小春让她走，也是劳荣枝开门送她。
在归案初期，劳荣枝曾准确画出所有案发现场的户型图。并告诉侦查人员：“每次都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由我到KTV坐台，物色目标带到出租屋，通过绑架方式勒索钱财。”
劳荣枝不知道有幸存者。知情人士称：“办案人员曾经问她，在温州和常州，有两个人没有死，是否知道是哪两个，她答不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