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争夺，是指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机构，以基因研究的名义，在我国各地大规模采集人体基因样本。我只经历了其中一段，远不是全过程。我接触的其中一个很小的局部，就是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安徽进行的所谓基因研究项目。
背景
我有一幅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上个世纪90年代，在全球采集基因样本的一个地图。图中很多点，是他们的基因采样现场，全球各大洲都有，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中国的项目地区也有不少，但是安徽比较集中。
其实从1990年以后，在中国进行所谓基因研究，也就是基因采样的不止哈佛大学一家，哈佛也不止公共卫生学院一个机构，欧洲和美国不少研究机构在中国都有项目，采样地点也不限于安徽。比如1998年3月，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也就是著名的NIH出资、美国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老龄委协助，在中国开展一个所谓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项目，在各地收集1万名80岁到100岁中国老人的基因样本，试图破解所谓长寿基因的秘密。
这老龄委一位工作人员童增，参加这个调查的培训时，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这种取血办法引起了童增的怀疑。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似乎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他认为，“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因此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把这事儿告诉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
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出境的，我们不知道。项目好像是终止了，童增则因为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被老龄委辞退。当时来中国采集基因样本的事儿不止这一件。这些项目没有一个公开说是采集基因样本的。都是打着健康调查或者体检的旗号，采集血样。
在童增公开质疑长寿老人健康调查前后，国内很多专家也提出同样质疑，媒体上就发出了很多警惕中国遗传资源流失的报道。然而很快，又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这样的报道是炒作，干扰了正常的科学研究和国际科技合作。于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在媒体上就看不到了。这方面的报道也一度成了禁区。
与此同时，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开始联合起草《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专门为管理人类遗传资源制定的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国家下令暂停一切涉及血样等生物制品的出口，有关国际研究项目也暂时中断，这就引起了国际生物学界的哗然，有人说，中国要把这个领域的门关上了。
这时美国《科学》杂志的新闻编辑就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一篇报道，解释一下中国的有关政策。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接触了人类遗传资源方面的问题。这篇报道在《科学》发表后，国内外反应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基因方面的报道。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凡是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必须层层报批，最后向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正式签约。
这个办法是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6月10日颁布施行的，它明确规定，文件出台之前，已经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国际合作项目，必须按规定补办报批手续。不管这个办法现在看来如何不完善，也不管它实际执行的如何，它好歹是给了这个领域一定之规了。这是我们后来调查哈佛项目的一个利器。
哈佛大学起源是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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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项目
我注意到哈佛大学在安徽的那些基因项目，是2000年12月，美国《华盛顿邮报》连发了两篇揭露哈佛项目问题的长篇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据说哈佛项目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相当深入，但是通篇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地方的贪婪，罔顾人权，联手哈佛的华人副教授，把中国偏远贫困山区老百姓的血样卖给了美国的公司。
报道中提到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个比较关键的人物。一个是美国的吹哨人葛文，Gwendolyn Zahner，她当时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葛文在1996年这个项目刚出台不久，就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投诉，说这些基因项目没有经过足够的生命伦理评估，有违背生命伦理之嫌。这是公认最早质疑哈佛基因项目的人。美国卫生部也根据他的投诉对这些项目开始调查。但是在调查开始之前，或者在说调查得出任何结果之前，葛文就被哈佛解聘了。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负责哈佛在安徽这些基因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
徐希平是安徽人，当过赤脚医生，后来就读安徽医科大学，成绩优异，毕业后先后到日本、美国留学，成绩也很突出。我们当时了解到：截至2001年1月，中国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的，由徐希平领导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等美国机构，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合作项目一共是3个。其中没有一个哮喘方面的项目。但是，2001年美国NIH网站上列出的2000年财政年度，徐希平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他们资助的项目就有9个，全部涉及在安徽采集基因样本。他们实际进行的项目是我们政府批准数量的3倍。其中两项是与呼吸系统有关系。而2002年美方公布的调查是15个项目，是我们政府批准数量的5倍。
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仅哮喘病一项，徐希平本人承认拿到美国的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而NIH批准给他的是2000份。所以，他们总共拿走多少样本，我们都不知道，拿走的样本做什么用了，我们更不知道。哈佛项目的大部分采样现场在安徽省的安庆地区。为什么是安徽？为什么是安庆？徐希平来自安徽，在安徽有深厚的根基，各方面人脉极广。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拿不上台面。
他1996年在向NIH申请资助哮喘病基因项目时，写了这样的理由：剖析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的基因“需要独一无二的人口资源”。安徽、安庆的人口资源。独一无二在哪里？在于人口众多，是同种，他们绝大多数没有用过药物，因为常用药物会使研究受到影响。此外，“现场操作的费用低，使我们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筛选几百万受试者”。他还特别提出，“目前还没有以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为基础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
与徐希平说的筛选几百万人可以“非常便宜”形成对照的是，在NIH资助之前，1994年12月，徐希平的哈佛团队与1993年成立的美国千年制药公司达成协议，由千年制药资助哈佛100万美元，他们向千年制药提供中国安徽500个哮喘家庭的基因样本。仅仅5个月之后，瑞典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就给千年制药投资5300万美元，对呼吸道疾病的遗传基因进行研究。100万美元的基因样本换来5300万美元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