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却也会有令人琢磨不透的反差。北宋亡国时,上至徽、钦二宗,下至黎民百姓,敢于以死相争的着实不多,见于史籍的除仁怀皇后朱琏、大臣李若水、刘韐和张叔夜等少数人外,几乎都在屈辱中苟延残喘;到南宋亡国时,竟有十万军民追随幼帝投海殉国。然而,无论是靖康之耻时的隐忍,还是蒙古铁骑南下时的殉国,能够以死相争的臣民,终究还是少数。
隋唐两代,重武轻文,使得藩镇割据层出不穷,自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宋代开始重文轻武,尾大不掉的情况虽然得以缓解,但却使得整个宋代都是一副文文弱弱的模样。宋代重文轻武,理学兴起后,存天理灭人欲逐渐成为钳制知识分子的一道精神枷锁。
两宋虽然同为赵氏政权,但毕竟世殊时异,北宋衰亡之际,正是宋人思想的转折期。当然,这种转型更体现在士人阶层和贵族之间,普通百姓只是牧民者驱使的对象。也正因如此,靖康之耻时,徽、钦二宗至王公贵族,还真就没有宁为玉碎的风骨,理学虽在二程及其后学的倡导下渐盛,却终究根基尚浅。而到南宋时,前车之鉴尚在眼前,且在朱老夫子等人的影响下,理学大盛,士大夫还真就有了股不为瓦全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