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阿云案中，王安石认为皇帝的指令高于一切，司马光则认为法律才是高于一切，律敕有冲突就该以律为准，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守。显然，王安石更抬高皇权，而司马光则希望皇帝（皇权）接受制度的制约。
猴格以为，在不确定皇帝是明君还是暴君的情况下，司马光的观点更稳妥些，皇帝采纳大臣的劝谏，接受制度的制约，自然不会出现皇帝独裁专制的情况。而王安石则更鼓励纵容皇帝乾纲独断，把皇权从制度制约的笼子里放出来，那样很容易出现专制，一旦遇到皇帝昏聩，权利就会集中在权相手中。
在郭柴之祀和始祖之争中，为了维护当前皇帝的利益，王安石可以践踏礼法制度，可以无视先帝，只不过是迎合当前皇权而已，因为他觉得这些虚无的东西并不重要；和他相比，在濮议中死扛的司马光显得更端方、更有节操底线，因为他觉得礼法是构建古人精神世界的支柱，所以不能被践踏。
而在面对他们效忠的对象--皇帝时，在王安石、司马光心中也是不同的，在王安石眼中，国和君是完全等同的，为了满足君主的私欲，他可以不顾百姓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