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阁对于文人的诱惑和刺激之大，堪比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对于馆阁的教育功能，苏轼深有体会："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苏轼集·卷七十·启四十三首》）同时馆阁还承担着思想文化交流的功用，成为经学讨论和传播最重要的场所之一，"顷在三馆，所从者多得海内之耆英，而朝夕与之周旋，盖亦忘寝与食。广求博取，以究心于讲学之益，不知年数之不足也。"（《拙斋文集·卷八》宋·林之奇）
而这样思想上的交流，又促成了不同政治、学术理念的形成与分野。最后通常是庞杂的大集会被更为纯粹的"雅集"所取代，这些年轻的官员、文人们往往在无意间便区分开不同的政治道路和学术观点。而不论贤愚、多寡，在馆阁这个开放包容的地方，他们总是不乏盟友和同行者。
正如曾巩所云：
"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浸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笃于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元丰类稿·卷十三·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