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七年，陈增又榷税徐州。陈增身为宦官，到地方开矿征税，没有旧的衙门可以归属，就新创衙门，招纳地痞无赖充当随从。他又爱讲排场，随员众多，舆马充斥，人役沓杂，生活奢侈，荒淫无度，所需费用很大。这些费用都由地方支付，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而地方官只好把负担分摊到劳动人民身上。为了上交内府库银，满足神宗与自己的贪财欲，陈增往往无故掘墓盗坟，肆意敲诈，刮取太仓银及地方库藏，使得贫富尽倾，农商交困，地方财政日益拮据，百姓被迫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到处一片萧条景象。
陈增在山东四处开矿，滥收税银，犹嫌不足，于是罗织罪名，开始向富豪大户，商贾士绅开刀，多方盘剥，随意敲诈。陈增带着随从到城镇农村巡视，一旦发现有深宅大院，茂密成荫的墓地，肥沃吉利的田产，就觉得有油水可捞，就告诉有关主人说他家的田产、住宅、坟墓下边有银矿，立即便要开挖，若消加迟疑，便以违背圣旨，逮捕入狱。其实，人们知道这是陈增退借此敲诈金银，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准备好充足的金银，打通关节，以求免于开挖，直到陈增感到满意为止。
陈增在山东因需索过多，丝毫不体谅地方官的苦衷，不顾及百姓的生活，不考虑地方上的困难，因而激化了种种矛盾，民众骚乱不止，或者罢市，或者围攻陈增的侍卫等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官员上奏弹劾陈增的奏章如雪片一样飞向北京皇宫，民乱则国危，官怨则招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