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院士终身研发乙肝疫苗：在攻克乙肝路上"愚公移山"五十年
她是科学家，曾一手创建我国第一个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是国际上公认的"治疗性疫苗"的先驱者之一，她带领团队研发治疗性乙肝疫苗，让数千万患者看到了希望，被称为"生命英雄"；她是教师，专注筑巢引凤，哺育人才，引领学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教育功臣""育人楷模"等荣誉是对她最大的褒奖。
她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微生物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
六十余载呕心沥血，闻玉梅一步一步走，方向明确。她称自己是一个"步行者"，并表示："我一生都会铭记，我是国家人才投资的对象，是国家科研支持的对象，哪怕千辛万苦，也不会放弃追求。只要我还在，还可以思考，我一定会继续我未完成的研究，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闻玉梅
少年时，第一个崇拜的人是母亲
1930年，一对年轻夫妇双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毅然携手回国。丈夫闻亦传是民主战士闻一多的堂兄。早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他们就经常谈论时事，一起创办进步刊物、组织活动，"闻氏兄弟"声名在外。赴美留学后，闻亦传遇到了一生的伴侣桂质良。
桂质良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新式学校的创建者，哥哥、姐姐都是留学海外的新派知识分子。二十一岁时，桂质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学校的出国留学基金，进入美国卫斯理安学院就读，成为宋氏三姐妹的校友。毕业时，因成绩优异，学校授予她一枚金钥匙，寓意"已经开启智慧大门"。
桂质良留学期间，国内动荡。她在报纸上撰文《中国内战，不要外国插手》，呼吁："中国人的事情，就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站起来。不要拐杖！"拳拳爱国情成为月老的红线，加之对哲学和医学的共同热爱，让桂质良与闻亦传走到了一起。
回国后，闻亦传进入北平协和医学院任教。桂质良则从事儿童心理卫生和精神病学的研究，不久便出版了专著《现代精神病学》，成为我国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
夫妻二人珠联璧合，事业齐头并进。1934年1月，当寒冬里的梅花如期绽放时，小家庭迎来第二个女儿，取名闻玉梅。两个女儿承欢膝下，闻亦传对她们寄予厚望，他精通诗文书画，常常憧憬着教女儿们读书、吟诗、写对联的情景。
闻玉梅（右一）与母亲、姐姐
遗憾的是，他不得不和孩子们保持距离--在美国时，他就感染了肺结核。闻亦传嗜书如命，手不释卷，经常在实验室通宵达旦地工作。身体透支，病情也反复不定，1939年，闻亦传不幸英年早逝。这年，闻玉梅只有五岁。
两年后，闻玉梅随母亲来到上海。抗战时期，民不聊生，家中经济陷入困顿。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多处兼职，奔波在医院和学校之间。即使这样，她仍忧国忧民，用英文撰写了《我们的孩子及其问题》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儿童心理卫生知识的书。许多年后，当读到书中的"国家要振兴，小主人们必须拥有健康的身体、品德及精神"时，闻玉梅依然感动得要流下眼泪。
母亲，是第一个让她崇拜的人。
1943年，因母亲在圣约翰大学兼课，九岁的闻玉梅得以进入位于圣约翰大学内的圣玛利亚女中就读。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同学中不乏名流之女，比如永安百货公司经理的女儿。在这样的环境里，总是穿姐姐旧衣服的闻玉梅显得格格不入。放假时，同学们都有汽车来接，而她要从学校走到中山公园去坐电车。电车很挤，闻玉梅人又瘦小，挤不上车或被人推下车是家常便饭。
物质无法与别人相比，闻玉梅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功课要比你们好，我要让大家佩服我！"
忙碌的母亲很少在家，陪伴闻玉梅的只有书，文学的、医学的，应有尽有。她最迷恋的是母亲书架上的原版英文小说。课余时间，她一头扎进莎士比亚、狄更斯和雪莱的作品里，因此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
学期结束时，闻玉梅的成绩名列前茅，学校免除了她的学杂费。更值得骄傲的是，陆续有高年级的同学来请她辅导英文。半年后，闻玉梅拿着六块钱报酬，兴冲冲地去买了一块衣料送给母亲。
少年生活丰富多彩。除了读书，闻玉梅编过剧，演过戏，还爱上了唱京剧。唯一让她痛苦的是弹钢琴，初三时，她一度想要放弃，老师鼓励她："你要是现在停下来，非常可惜。你已经弹到这个程度，再弹一年，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果然，又坚持了一年的闻玉梅受益匪浅。随后几十年中，肖邦的曲子，她都可以信手拈来。而她因此得到的最大启示便是："哪怕遇到瓶颈，也要咬牙坚持下去，'山重水复'之后才会有'柳暗花明'。"
母亲的熏陶，让闻玉梅对医学工作心向往之。读过白求恩的故事后，闻玉梅的人生方向渐渐清晰起来，她暗暗立志："医学可以直接帮助大家解除疾苦，我将来要从事医学这一有意义的行业。"
那时，闻玉梅的另一个偶像是居里夫人。得知居里夫人用"钋"来命名新元素是为了纪念祖国波兰时，她被科学家的爱国之心深深打动了。从此，思想的"火把"点燃，父辈留下的精神被激活，报国之情在她的血脉里汩汩流淌。
受挫后，放弃做医生选择基础研究
1951年，十七岁的闻玉梅参加高考，她的第一志愿便是上海医学院。不仅因为战争时期上海医学院坚持抗日，不发国难财，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一所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医科"。
然而，沮丧很快到来。一次，闻玉梅去儿科医院实习，护士喊她帮忙给小孩子抽血。孩子的头被牢牢按住，表情痛苦，她于心不忍，声音颤抖着对护士说："你抽，我下不了手！"
对于自己是否适合做临床医生，她开始怀疑。不久，另一次实习经历让她更加心灰意冷。那次，病人是个孕妇，患有心脏病，怀的是二胎，虽然医生尽了全力，可病人还是因心力衰竭而死，孩子也没能保住。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面前消逝，闻玉梅被内疚和无奈折磨，连续好几天都哭得非常伤心。母亲担忧地说："你这样感情用事，缺乏冷静与理性，怎么能做个好医生呢？"
"我应该去做基础研究，从源头找寻答案，破解医学界的难题。"几经思考，闻玉梅决定大学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用研究来解决临床上难以治愈的疾病。
没想到，正当她踌躇满志时，命运又给了她当头一棒--年仅五十六岁的母亲突发疾病去世。遭此巨变，闻玉梅悲恸欲绝。经济来源没了，为了生存，她打算放弃读研去做助教。关键时刻，姐姐及时给她打气："你是爱读书的，再苦，我们两个人一起扛过去！"
给她温暖和慰藉的，还有恋人宁寿葆。他们相识于大学校园，在医学院的文艺活动中，她弹钢琴，他拉小提琴，渐渐地，他们谱写出了爱的乐章。
爱情成为动力。1956年，闻玉梅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微生物学的研究生，她选定的导师是著名微生物学、免疫学教授林飞卿。可是不巧，那年，林飞卿只招收学俄文的学生。出于对人才的爱惜，林飞卿拨通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余㵑的电话："你的研究生发榜了吗？我给你一张试卷，你看后再做决定。"
就这样，闻玉梅成为余㵑的研究生，专攻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为了培养她的科研能力，一次，余㵑给她出了一道"怪题"：重复一项1911年的免疫学经典实验。至于实验需要哪些器材、要经历哪些步骤，余㵑则完全没说。没有头绪，闻玉梅一头扎进了图书馆，"摸索的过程虽磕磕绊绊，我却感受到了科研探索的乐趣和成就感"。
那段时间，宁寿葆经常从自己工作的儿科医院跑去上海第二医学院看闻玉梅。他从食堂买了菜票、饭票，偷偷放进她的皮夹里，而"马大哈"闻玉梅从未注意过，只要看到皮夹里有票就行。
一年后，因政策变动，闻玉梅回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做助教。母亲去世两年后，她与宁寿葆结为终身伴侣。
宁寿葆、闻玉梅
1960年，机会到来，闻玉梅意外续上了和林飞卿的师徒缘分。林飞卿越是器重她，对她就越是严格。做实验时，胳膊抬得高了，林飞卿严厉地批评她："重新做，双肘必须贴桌，对准一个菌落，不许沾边，以免杂菌混入。"做血清稀释时，林飞卿手把手地教她："每管只能混匀三次，既不能两次，也不能四次，要像机器一样准确无误。"甚至对她的讲稿，林飞卿都会逐句修改。在科研之外，林飞卿还不忘教导她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学，以便她将来做一名真正的好老师。
那时，闻玉梅年轻，精力充沛，有时难免心浮气躁。为了培养她的耐心，林飞卿语重心长地说："你满身活力，像在打少林拳，而我们做研究求的是静和稳，你应该练练太极拳。"第二天，余晖下，两个打太极拳的身影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三年后，林飞卿欣慰地说："你跟我学得差不多了，应该换导师了。"
在林飞卿的推荐下，闻玉梅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今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师从中国微生物学、免疫学的开拓者谢少文教授。谢少文没有子女，他把闻玉梅当作自己的女儿，时刻不忘鼓励。做学术报告时，他特意把上台的机会留给闻玉梅。看到她有点胆怯，他便轻声安慰："不要紧，你做报告，我坐在你旁边。提问你先回答，你答不了我再替你回答！"
"敢于提问，不重复别人问过的问题，在他那里，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创新。"多年后，闻玉梅深情追忆恩师。在谢少文支持下，闻玉梅远赴云南、贵州等地培养赤脚医生，将医学的种子播撒到祖国大地。
十多年时间里，在三位免疫学大家的教导下，闻玉梅在这一领域已经小有名气。对三位导师，她终生感激。老师们对科研的献身精神，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闻玉梅。1971年，红眼病大流行。病原体是细菌还是病毒？医学界争论纷纷。为了尽快确定病原体，闻玉梅不惜以身犯险，她将患者经过除菌过滤后的眼泪滴到自己的眼睛里做试验，最终得出结论，引起红眼病的是病毒，而非细菌，并由此确定了治疗方案。后来她才知道，这个病毒是有可能引起脑瘫的。
这次经历，为闻玉梅后来从事病毒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闻玉梅的大学毕业证
两次出国进修，立志为祖国摘掉"肝病大国"的帽子
1974年的一天，闻玉梅突然得到通知："你可以开始研究肝炎了！"她喜出望外。当时，受政治运动影响，科研人员没有机会接触业务，肝炎一度是科学研究的禁区，而现实又是那样令人忧虑：我国被称为"乙肝大国"，乙肝病毒携带者高达百分之十。闻玉梅身边同事因此病而失去生命的不乏其人，就连班上的学生，乙肝病毒携带率也达到了百分之七！
这些数据，极大地刺激着闻玉梅。"他们能否胜任将来的工作？会否受到限制？"闻玉梅止不住地思考。得知终于有机会做乙肝科研了，她立刻申请去上海防疫站病毒室学习。没想到，她在免疫学领域的"名气"吓坏了对方："你年资太高了，来学不合适！"不过，对方看她态度诚恳，便容许她在实验室的窗外观摩。通过"窗外"学习，闻玉梅"偷学"到了研究病毒学的基本技术，从此与乙肝病毒研究结下了独特的缘分。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1980年初，闻玉梅受邀参加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全球病毒学学术大会。坐在台下，她听得一头雾水，好多专业名词根本听不懂。到了提问环节，想到谢少文教授叮嘱的"勇于提问"，她勇敢地举起了手，尽管她连问题都没有想好。后来回忆这次经历，她说："'抢话筒'那一刻，我只知道，出来一趟，国家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这是对我的投入和信任，一定不能辜负。"
谢少文
不久，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出国进修的机会，闻玉梅通过了考试，在别人纷纷选择留学时间长的项目时，她选择了肝炎项目，留学时间只有三个月。朋友们为她惋惜，她回答说："我是选肝炎，不是选三个月！"
初到英国伦敦大学，闻玉梅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看都看不懂，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太大了！"闻玉梅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吃，只买最便宜的方便面；玩，既没时间也没钱，参观伦敦桥得花四英镑，她也舍不得。
三个月后回国时，她不仅合作发表了论文，还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了实验室需要的低温冰箱和幻灯机，而这两台设备运回国的费用就要九十英镑。感动之余，卫生部的领导特意拨给她一万元用来购买器材，这为她后来创建实验室奠定了基础。
"一定要摘掉我们肝病大国的帽子。"在讲台上，在实验室里，闻玉梅孜孜不倦，努力求索。
198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向中国学者开放，闻玉梅想继续进修。可是此时，她已是微生物教研室的主任，承担着许多工作，学校很为难。就在这时，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恩师林飞卿出面支持了她："闻玉梅是有潜力的，你们把她放出去，这一年的主任，我来做！"
闻玉梅与恩师林飞卿（左）
带着老师的期望，闻玉梅到美国进修。在那里，她接触到了分子病毒学这一全新领域。她这才知道，分子生物学才是从事乙肝研究的基础。然而，她进修的实验室却并不认为她能胜任这种"高端"科研，对她说："你不懂，你做做细胞学就够了！"
最终赢得那个岗位的是日本人，闻玉梅不服气，她报了夜校，决心拿下这门课程。当被问"是选旁听，还是要学分"时，她斩钉截铁地说："当然要学分！"
要学分，就意味着必须通过所有考试，而这一年，闻玉梅已经四十七岁了。
就这样，闻玉梅白天在实验室里工作，晚上上夜校。为了把分子病毒学这门课带回国，她一边消化学习内容，一边把学习资料翻译成中文，为将来编写教材做准备。她的勤奋好学感动了一位美国老师，每次课后，不管多晚，这位老师都会专程开车把她送回住所，她也因此收获了一位挚友。
考试如期而至，闻玉梅以"黑马"之姿完成了分子病毒学的学习，令实验室的同事刮目相看。身在大洋彼岸，她深深地感谢祖国："我一辈子都会记住，这是国家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的期待，对我的'投资'不是金钱，而是期望与感情。"
在美国，她找寻着母亲奋斗过的足迹。当查询到母亲当年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时，那句"中国人……自己站起来"让她瞬间热泪盈眶。
进修期满，她迫不及待地回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里，樱花正盛开，怀着思乡之情，闻玉梅有感而发："樱花交错如幻境，幽径深处无人行。异国风光无限好，怎比祖国山河亲。"
在美国进修时期的闻玉梅
"造一个窝，筑巢引凤"
两次进修后，闻玉梅看到了差距，她深知："我们这代人可能没法赶上，但我们有更重要的责任，培养自己的人才，让他们踩着我们的肩膀朝前走，追上发达国家的科研水平。"
回国后，她立刻搭建桥梁，选派学生出国进修，并发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她要"造一个窝，筑巢引凤，让那些出去的人可以再回来"。
在长期的研究中，闻玉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对未患乙肝的人，可以用疫苗来预防，而已经感染的患者，依然要承受终生的痛苦，能否研制一种治疗性疫苗，靠提高人体自身免疫力来控制病毒呢？
适逢国家推出八六三计划，她抓住机会，及时递交了科研申请。令她惊喜的是，出于对她创新思维的欣赏，评审团的专家们一致决定，给予她一百万元的资金支持。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闻玉梅依然很激动："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连产品都没有，国家是在鼓励你去创新。项目可以落地，我不能忘记国家、忘记党。"
1987年，治疗性乙肝疫苗的研究正式启动，然而项目审批时，"治疗性疫苗"这一概念并不被认可。
"你是治疗，是药，应该按药物的程序来走！"
"疫苗都是预防性的，而且预防乙肝疫苗已经有了，怎么又说是个治疗性的疫苗？"
为了让传统医学界接受这一新理念，闻玉梅逐个向专家解释。几经波折，临床研究终于被批准。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先例可循，闻玉梅走得步步艰辛。当时国内没有动物模型，而国外的实验鼠又禁止运到中国内地，闻玉梅几次求助无果。正当走投无路之时，香港的一位教授及时伸出援手，将小鼠进口到香港，她这才得以"曲线救国"。
道阻且长，幸而有恩师们的支持和鼓励。1991年，八十八岁的谢少文教授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赠予他的一对玉石奔马转赠给闻玉梅，"我送你，是对你勤奋刻苦的赞赏；送给你，是要你继续中国微生物学事业"。闻玉梅从林飞卿教授手中接过的，则是一把镀金钥匙，林飞卿希望她"继续打开微生物、免疫学的知识宝库"。
老师的深情寄语时时响在耳边，激励着闻玉梅迎难而上。令人欣慰的是，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治疗性乙肝疫苗诞生了！第一批临床试验时，闻玉梅主动要求做志愿者。她说："我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但是我不能让别人承担这样的风险。在科研攻关的路上，没有一点献身精神，是难以有所发现的。"
第一批志愿者接受注射九个星期后，一切正常，这意味着治疗性乙肝疫苗可供人体使用，闻玉梅和她的团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1995年，闻玉梅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治疗性疫苗的概念。文章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概念很快被运用于其他医学领域，一位法国教授盛赞闻玉梅为"治疗性疫苗的先驱者之一"。
在漫长的科研之路上，闻玉梅走得缓慢而坚定。她编写的《现代医学微生物学》出版后，被称为"生命科学界之幸事"；她送出去的学生，像她当年一样欣然归巢，将实验室发展壮大。
"为中国创建了一个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人。"这是闻玉梅最感到自豪的事。
一本特殊的册子就放在实验室里，那是她和学生们的"必读书"，闻玉梅把书名定为《人民的重托》。这本册子收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乙肝患者的来信，他们的痛苦、焦灼和期盼跃然纸上。在前言中，闻玉梅充满激情："他们受病魔折磨的经历催人泪下，他们对治疗乙肝的迫切要求鞭策我们奋斗。愿我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奋斗，为人民解忧，为祖国争光！"
二十多年筚路蓝缕，只为不辜负"人民的重托"。2009年，在数千万乙肝患者的翘首企盼中，治疗性乙肝疫苗进入了三期临床。
"我是一个步行者，所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且经常会遇到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和十字路口，经常面临抉择。尽管前进的道路充满艰辛，但只要目标明确，我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耄耋之年，闻玉梅依然坚持给本科生上第一堂课，为他们点燃心中爱的火种。
荣誉无数，而"老师"是闻玉梅最骄傲的称谓。2013年，她和先生宁寿葆拿出积蓄成立"一健康基金"，用来嘉奖学生；2014年，她"八十岁学吹打"，联合两位教授开设"人文与医学"课程，并把这一课程推上网络课堂，短时间内，该课程便被推广到全国上百所高校。
"我和同龄美国人无法竞争，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能！"看着一批批学生成长为学科翘楚，闻玉梅深感欣慰。2018年，她当选"上海市教育功臣"，而学生们送给她的是八个字--博学明智，医路伴行。
晚年闻玉梅
实验室里，科研还在继续，尽管只差临门一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治愈乙肝仍然是全球医学难题。为了实现这个心愿，闻玉梅说："我不死心，还是要往下做。"
如今，八十九岁的闻玉梅依然行走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校园里，神采奕奕。她用来勉励自己的，是京剧《穆桂英挂帅》里的一句唱白："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闻玉梅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画：茫茫雪域中，点点红梅傲然绽放。那是1999年，她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她的堂兄、闻一多先生的儿子闻立鹏特意为她画的。在攻克乙肝的路上，她就是那枝红梅，不畏不惧，顽强不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