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老虎自曝"心病":啥流行玩啥 红酒要喝法国的

2018-06-06 21:42     网易

(原标题:落马老虎自曝“心病”,啥情况?)

“王三运到甘肃任职后,感到仕途不会再进一步了,开始把全部心思用在为退休后打算。”

今年4月,《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发了署名“甘纪研”的文章,重提了去年纪录片《巡视利剑》上披露的这一细节。也是在该片里,王三运自曝心态出了问题,和老板混在一起,疯狂置办房产等违纪违法事实。

王三运自曝心态出了问题,和老板混在一起,疯狂置办房产等违纪违法事实。

众所周知,十八大后落马的高官,曾多次亮相荧屏,或流泪忏悔,或自我剖析。心态上出问题,成为他们反思的重点之一。那么,他们走上贪腐不归路,都是哪些心态在助推?其自辩之辞,又有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喜欢攀比的“老书记”,

“啥流行玩啥”的“老克勒”

去年6月,《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将官员贪腐的心理诱因归纳为五种:攀比心理、侥幸心理、从众心理、天花板心理、补偿心理。这次,咱们就挨个和落马“老虎”对对号。

“他们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私人飞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

这是2016年10月,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出镜《永远在路上》讲的“心里话”,反映的就是典型的攀比心理:和同事比,见不得别人职位高;和商人比,想像他们一样有钱任性;有不错的收入,却还不满足。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接受调查后,白恩培进行了反思,“我一年也有十来万块钱,我爱人是央企领导,一年也有几十万,完全够了。但是理想信念丢失了,精神追求没有了,突破了做人的底线,连法律的红线也触摸了。我悔恨!”

很多“老虎”还有侥幸心理,或认为“退赃了就没事”;或自诩劳苦功高,能瞒天过海,逃过党纪国法惩处,甚至营造一套逻辑来麻痹自己。

“我想从政治上考虑不会抓一个省的,只会抓一个地级市的,抓一个县级市的。我也觉得我老书记了,在两个省当过省委书记,当过两届的,全国没有几个人。”当时,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都相继被揭开,认为不会再查一个省的荒谬想法,只能是王珉严重失职、违法犯罪后的“自我安慰”。

“中国历来就是个人情社会,酒该喝还得喝。”这是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对公款大吃大喝的说辞。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说得更具体:“我把社会不正之风误认为是普遍潜规则,吃一点、喝一点、摆弄些字画、玩点石头等,在我这个职级层面上也没少见,思想麻痹、放松了警觉。”他们的“从众心理”,背后则是享乐主义、官僚主义上身。

而同样被查的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还曾因“从众心理”而沾沾自喜。他在忏悔书中自曝,“社会上流行什么,自己就跟什么、玩什么。喝酒要喝茅台的,还要喝得出年份;红酒要喝法国三大酒庄的,还要品得出牌子。有人说我是‘老克勒’(上海话,即有点年纪、生活有情调的人),我还引以为荣。”

“从众心理”还包括因种种原因不敢坚持原则,同流合污。如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玉焯就自曝,当他听说王阳四处活动拉票时,“就有些坐不住了,怕会影响到自己,就打了招呼,有的还动用了公款为我拉票。”最后,他因犯破坏选举罪、受贿罪获刑3年半。

“天花板心理”,与过去常提的“59岁现象”类似,许多退休后被查的官员都有此心态,即自认“升迁无望,转入钱程”,自称“大把年纪歇歇脚,转向享福乐逍遥”。

如白恩培就自曝,“2005年以后自己也60岁了,又生了一场大病,这个时候思想就抛锚了,就追求物质的金钱的。”本文开头,王三运到甘肃后“开始为退休后打算”也是活生生的例子——从此,他和老板打得更加火热,将中央多项重要指示消极应付。二人的结局也已注定。

值得注意的是,“大老虎”走向贪腐,还有补偿心理在作祟。补偿心理分两种,一种认为,自己工作的回报与付出相比远远不够,要拼命捞钱弥补; 另一种认为,自己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忽略了家庭,要给妻子儿女金钱补偿。

两种“补偿心态”,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都有。最高检刘铁男专案组负责人李连成介绍,2005年前,刘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2005年一次提拔干部,刘铁男没有如愿以偿,由此心态上发生变化,在金钱、物质方面追求就多了。

由于刘铁男有辛酸的青少年生活,他产生了极强的补偿心理,不想让孩子再受罪。当孩子游手好闲,成绩差而无法继续学业时,他就用权力送其到国外读书;当孩子抱怨“工作中经常吃盒饭,环境差,待遇也不高”,他便通过某企业为其找到不干活光拿钱的工作,实则是害了孩子——刘铁男收受的3500多万财物中,绝大多数与其子相关,其子被另案处理。

还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落马高官,甚至是几种错误心态叠加。如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其搞腐败就有攀比、侥幸、补偿等心理在作祟。

帮落马老虎号脉,“心病”这样治

其实,读者们不难发现,“大老虎”自曝思想和心态出问题时,不少自辩站不住脚。

如倪发科在忏悔书中和出镜时强调,我在副省长任上前两年工作很积极,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变化,最后被“疯狂的石头”砸了脚。其实,后经法院审理查明,倪发科至少在2002年前,思想就变化了——从其2002年担任六安地区行署专员时起,至2014年,倪发科受贿从未断绝。

有的强调心理因素,更是其违纪违法后自欺欺人的托辞。如2000年担任青海省委书记时,白恩培便开始受贿,直至从省委书记岗位退下来,到全国人大环资委任职时还在收钱。“2006年生了一场大病”时,距其首次受贿已过去6年。更何况,“生病后开始追求金钱”本身就是极其荒谬的。

不过,我们仍应正确看待这些心态造成影响的严重性,加强日常提醒防范。

反腐专家告诉记者,首先,要认识到“天花板心理”“侥幸心理”“补偿心理”等病灶对腐败具有很大的诱导、助推、麻醉等作用。从清廉走向贪腐,往往就在受到刺激、心理失衡的一念之间。而另一方面,通过暴露这些“心病”和具体症状,加以正确引导、也有助于我们加强教育和防范,从制度方面堵塞漏洞。

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在西城区工作时,也曾朴素肯干。但随着职务晋升,她的追求和心态发生变化,身边形成了利益集团。“原来我说这有什么啊,都是朋友,其实很多人在观察你,希望你有爱好和所求,他来迎合你。就是你可能不经心一个事儿,后头跟着不定多少利益周转呢。”她对“心病”的反思,给人以深刻警示。

刘铁男、赵少麟的教训,则和家风教育紧密相连。“刘铁男想让孩子好,却运用‘补偿心理’,教其‘走捷径’,将孩子带进了他设计的犯罪模式之中。大家就会想,我有没有动用公权力帮助孩子的想法?通过刘的教训醒悟过来,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不如言传身教,给孩子正确示范。”上述专家说。

其次,“心态出问题,后果很严重”也再次说明,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尖锐,各种名利声色、“糖衣炮弹”的诱惑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作为共产党员保持政治定力,正三观,强党性,树立宗旨意识和共产主义信仰,筑牢思想防线的极端重要性。

对此,中央三令五申,多次强调。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总书记还告诫,“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事实上,落马老虎自曝的各种错误心态,如谷春立的侥幸心理,“公款吃喝是为了工作更融洽”;吕锡文的补偿心理,“金融街集团是我扶持的,给我提供个住房正常”等,正是他们“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的集中体现。这些落马高官已自食恶果,闻者足戒。

与此同时,人们也对组织发力有更多期待。如何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摇、心态失衡等情况,顺藤摸瓜发现其违纪线索;如何改进教育手段,发力信仰教育;如何加强各方面监督,使其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监委成立后,纪委监委如何加强监督,回答这些问题,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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